罢免翁同龢是光绪帝亲自决策的非慈禧太后所为( 四 ) _光绪

之后又相继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的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 。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
翁同龢虽然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年2月,光绪皇帝向翁同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月26日(四月初七),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 。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
翁同龢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
大家知道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 。同样，如果罢免翁同龢出于慈禧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做出某种暗示,或给予某种安慰,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 。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 。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罢免翁同龢是光绪帝亲自决策的非慈禧太后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