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翁同龢是光绪帝亲自决策的非慈禧太后所为( 三 ) _光绪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 。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
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有影响。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决定: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这一人事安排,必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或者甚至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5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末,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据翁同龢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龢意见,并且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 。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4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但受到一些大臣的参劾，光绪帝不为所动，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