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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对阵图天启二年冬，袁可立多方呼吁，从内地大肆调兵筹饷，创建毛文龙的东江镇 。为向前推进防御，竭力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 。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 。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 。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 。”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二年五月初二，袁可立通过杨嗣昌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 。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轻视沿海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过天启帝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 。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髮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有明确事权：“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 。”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 。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 。天启三年十月，“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 。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 。”“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 。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最后得出了一个既无奈又想维持局面的结论：“而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宾士，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遂奉旨核其兵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嗾使言官弹劾袁可立 。这时忽然就冒出来一个由万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进士同年组成的利益集团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间的矛盾，由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几个东林党同年方有度、宋师襄、庞尚廉、李乔侖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 。”“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 。” 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製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 。”（《生死冤家》）其中这个率先攻击袁可立的方有度，曾向袁可立的军中举荐安插过一个汪崇孝，因带兵鼓譟譁变被弹劾处理，方有度就此记恨袁可立 。而举人出身的李乔侖加入到这个群体则是直接受其同乡宋师襄指使 。时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党争和激进言官的空谈误国已经影响到军政秩序 。袁可立维护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对毛文龙的支持，“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 。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 。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最后选择“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连上七疏辞官方得予告 。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后被袁崇焕所杀，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后来的己巳之变证明，袁可立离职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辽东战局是个三输无一赢的局面 。袁可立在去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已经说明袁可立对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是心有不甘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应毛文龙 。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 。天启四年，大批清流相继遭罢，有东林背景务实于辽务的袁可立也被迫捲入党争旋涡而去职 。沈有容无有所依，决然随袁可立去官 。自此，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节制 。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弔孝议和”被迫致仕 。又三年，毛文龙被矫诏杀害，三个月后发生了明金交战以来后金首次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 。再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盘，心力交猝的袁可立溘然长逝于家 。驭兵多方略 杯酒释兵权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 。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经沈有容召练过来的辽将，对二人更加了解 。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问题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斟酌核实 。为确保无虞，袁可立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暂时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宽厚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 。而时已至午夜，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 。“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 。”朝鲜起祸变 声罪劝济师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归登抚节制 。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弒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 。”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 。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 。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 。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 天启三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口呼“老爷”，尽显大明国威 。但迫于明与后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实，袁可立又疏请“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 。”袁可立从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发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 。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 。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严正主张一直搅动着数百年后朝鲜历史的神经线，朝鲜君臣认为这一切麻烦全部是“当初因袁可立题本”造成的，说“袁可立之构诬，至于来査”，于是对袁可立切齿忌恨，直到五十年后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多次派出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甚至“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等手段斡旋满清官员以图改写和销毁前史，《永宪录》和《池北偶谈》等史亦有记载 。凡此种种，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满清“文字狱”中遭受毁劫和封杀 。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和美化这段残忍篡权史，所以朝鲜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是与明朝官方的记载大相逕庭的 。朝鲜人自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单方面结论，那就是“袁可立初凭流言乱传，而至于请讨，及后廉得实状，乃有册封之请 。”而故意忽略掉袁可立从大明实际利益出发为其“册封之请”是迫不得已之举，是为了让朝鲜出兵助明，严酷的辽战形势已经不允许袁可立在这个事情上太较真 。观今日韩国“逐鹿”之政，可知其千古宫廷争斗之严苛，即便是袁可立这个千古名臣搅和进去也会被其任意改窜历史的惯性责骂碾压的一塌糊涂 。鑒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现今的韩国更是想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抹除殆尽 。刚正持朝纲 忤逆魏忠贤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 。“上思帷幄臣，乃使使召先生入赞戎枢，授策海外 。”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以廷推起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 。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 。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 。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终极目的认识得异乎寻常深刻，坚决反对议和 。“经略遣人为（老酋）弔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焕）辱国非计，飏言于朝 。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 。’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 。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 。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 。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 。”毛文龙被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 。”“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 。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 。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遂被迫致仕归里 。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 。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 。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 。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