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是哪三个地方中国三边是哪三边( 四 )

有了这样一种认识，我认为，在未来十年，虽然从微观上看，中国经济会有各种糟糕的事情，但从宏观上来看，中国经济都不会出太大问题，除非这期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技术跃迁。
再看美国，到了2030年或者2035年，美国可能会重新从今天的社会撕裂再走向统一，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说的美国传统部门里面的劳动者，他们因为机器人或者中国劳动力的替代而失业了，这种失业来得太快，失业者的技能只适用于传统产业，无法让他们进入到美国的新产业当中，于是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到2035年，如今的失业人群已经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而在这十五年中，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都是与美国当下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相关的，也就是从0到1的创新部门，以及与其能够联动起来的各种衍生部门，美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化掉了。现在的美国正处于自身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阵痛期，如果有谁说美国这就不行了，那看得可能就有些短了。
《巴伦*》：您是说通过一代人的自然更替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施展：对，非常不精确地说，这一代人的自然更替到2035年是会完成的。当然，你总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微观个案来反驳，但从宏观上来说，到那个时候，这个更替是能够大致完成的。一旦这个更替完成，目前中美关系的三边关系状态，就会重新回到双边关系。
美国在这个过程中，仍会逐渐释放它从0到1的强大创新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相当强的联动性，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经济突破内卷的机会，仍然在于与美国的创新产业之间的联动关系。
不考虑分配问题，仅仅从资本增值的效率上看，从0到1的创新会比从1到N的创新更快地积累财富，所以仅从GDP总量来看，我并不像有些人那么乐观地认为到2035中美经济会拉平，因为我们不能脱离开美国的增长来谈论中国的增长。更何况，就算拉平了，那又怎样？重要的是结构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自己只能是一种谨慎乐观。
《巴伦*》：两个国家GDP的测量与对比本来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哪怕我们总量上真的追上了美国，人均水平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对比更多是象征性的。
施展：的确，象征性意义更大。我再补充一点，中美的经济逻辑还在进一步演化，可能到十几年后，美国从0到1的能力更强了，而中国从1到N的能力也更强了，但那时候的经济逻辑跟今天也会不一样，很多理论框架也需要调整、发展。
统计GDP的时候需要一系列数据指标，但任何数据都需要在一整套的理论框架当中才能获得意义的，脱离开理论框架的赤裸数据没有任何意义，你从中解读不出东西来的。所以，用今天的理论框架来讨论到那个时候的GDP对比，我真的不认为这种讨论有多大意义。
二、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巴伦*》：新冠疫情让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爆发疫情的中国随后控制得比较好，但欧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在您的预期之中吗？
施展：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倒不是对中国控制疫情比较好感到意外，我是对西方控制疫情如此差感到比较意外。
疫情爆发后，我在公号上发过一篇“施展札记”提出，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病毒的出现是个自然现象，没有人需要为病毒在何处出现负责，因为没人能控制它，但是病毒在出现后是否扩散为疫情，这就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
从这个维度上理解，不同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中国的政体和疫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全能型政府，这包含了一个隐含逻辑，即它必须是全善的，若不全善，则没资格全能。
而能否控制住疫情，是评价我们的政体是否全善的一个指标，因此全能型政府为了自身的正当性，必须和疫情势不两立，这是由它的正当性逻辑决定的。
全能型政府必须全善，这就意味着它对于社会有一种兜底性承诺。而西方政体对社会没有兜底性承诺，这意味着疫情即便扩散开，也不伤及它的政治正当性。所以在西方，跟疫情可以是一个共存关系。
虽然这种共存关系虽然不会伤及政体的正当性，但并不代表着因此就可以放任疫情扩散。然而，西方的政体逻辑是基于其人权理念，这种逻辑就使得政府在疫情的极端状态下，要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制，比如像中国一样进行高效率的禁足，有着很高的政治决策成本，很难做到。

三边是哪三个地方 中国三边是哪三边( 四 )

三边是哪三个地方中国三边是哪三边(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