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借衣带诏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

康有为流亡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爱国，是个发自内心的感受。观今日中国之强大，大凡爱国者都会为其骄傲。同样，晚清时的中国虽然满目疮痍，但仍有无数爱国者因存有此心或牺牲或奋斗。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外交与战事屡屡受挫，爱国者虽有心图强，却奈何世事艰难。但是，有些人却因皆存的爱国心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当然，不能说他们不爱国，但这之后的事情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思，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提及晚清的爱国青年，就绕不过一个康有为。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作为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南海的一生是极富争议性的。
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 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说一样, 将康比于宋王安石, 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 将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
事实上, 就二人立朝的地位而言, 康根本不能和王安石相比。王安石应神宗之命,入朝拜相, 主宰变法大局。康在戊戌百日期间, 最先派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职位之微, 权责之薄, 就是当时梁启超也讥为“可笑之至” 。
变法之初，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并不恶劣。他们曾有过几次重要谈话交代了变法的政治底线：
其一, “变法乃素志, 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 造船制械，凡以图
自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 易正朔, 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其二、“凡所实行之新政, 但不违背祖杀大法, 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康有为：借衣带诏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其三、“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其四, “苟可至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以上资料来自英国《泰晤士报》驻上海采访人员著《慈禧外纪》以及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丛刊《戊戌变法》)
然而，在戊戌变法之前, 康有为的狂傲个性已经把许多重要朝臣得罪了。就连通常我们觉得是一伙人的翁同和，后来对康有为的评价也不高。当他阅览康有为的上皇帝书及康有为其他著作后, 即向光绪帝保荐, 说康“才堪大用”, 并有“康有为才胜臣十倍” 之语。但随着康有为张狂个性的发展, 翁同和对康有为的评价越来越低, 逐渐贬之为“狂生”。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 即1898年1月24日, 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召见康有为, 咨询维新之事。康有为目中无人地侃侃而谈, 大有舌战群儒的风采。荣禄对此非常反感, 中途离去。翁同和在当晚日记中说康有为“狂甚”, “灯后归, 愤甚。”因此康有为的名声其实一直都不太好。
相反，光绪皇帝才是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 可是直接反映他思想和活动的原始资料并不多见。无庸置疑, 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急于求变, 因此屡次朱改军机处所拟上谕底稿, 使措辞变得严厉、逼切一些, 以收到雷厉风行的效果。
光绪赏识康的议论和文采, 大概是没有疑问的。百日维新前夕, 光绪曾向翁同和“索康有为所进书, 令再写一分递进。”(《翁同和日记》)光绪在处理御史文悌、礼部尚书许应对康的参劾时, 甚至可说是回护康的。但总的来说, 光绪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说康没有得到大用是因为光绪顾虑到旧党的反对, 这和光绪同期处理其他事情的表现并不一致。王照事件中礼部六堂官的革退, 李鸿章被逐出总署以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委任为领有特旨参与新政的军机章京等等, 都是一些引起争论、牵涉人事进退的决定, 其中不无违忤所谓旧党的举动, 但光绪还是一意孤行, 毫不畏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