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借衣带诏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 三 )

令人觉得可笑的是，这份原本是给杨锐的诏书，到了康南海的嘴里，竟然成了给他的“衣带诏”，康称该密诏“朕位且不能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在文字和意思上，都作了较大的改动，“密救”二字完全改变了性质。康有为尔后又多次刊布此诏，更是对文字进行了多次的窜改，竟将自己定为受诏之人。
康有为推动新政有功，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反感，也引起光绪帝的疑虑，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为了平息高层的不安，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八月初二(9月17 日)“明降谕旨”：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此时光绪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对康有为的疏远，企图缓和与慈禧的关系。但康南海却认为是光绪已看到变法失败，自己皇位不保，让康有为赶紧逃命以图他日的圣旨。在康有为流亡日本,于1899年初写下了自传体回忆录《我史》中这样记载：
初二日。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兵逗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晓然。上复恐吾疑惑，召见林旭，令其执密诏交出。
然而，南海先生此刻却有一点自作多情了。光绪帝此时正在颐和园，而这一道奇怪的谕旨，与其说是发给康有为的，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该谕旨中透露，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有过一场交锋，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
从该谕旨来看，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清楚，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
其一，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即“时闻尚未出京” 。光绪帝知道康尚未离京，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抗，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
其二，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即“是以召见一次” 。当时谣言并起，称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慈禧太后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谣言，由此来质问光绪帝。光绪帝不敢当面自辩，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
其三，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使用了“毋得迁延观望”的严厉词句，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
至于说，康称“上复恐吾疑惑，召见林旭，令其执密诏交出”一事，据《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林旭，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件，此处所称“密诏”，即康党在政治宣传中的第二道密诏。
在康有为出逃香港后，与《中国邮报》采访人员谈话中，言及于此事。此后上海《新闻报》于九月初五日刊出康有为所公布第二道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九月初十日《字林西报》刊出了该密诏的英文本;而九月十一日《台湾日日新报》所刊第二道密诏，在“将来更效驰驱”一语后，又添加了“共建大业”一语。此后这一道密诏有了数个版本，并在后来又有“衣带诏”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