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借衣带诏之名敛财颇丰的爱国经( 二 )

这也就是说，如果光绪破格将康擢拔为军机大臣, 或置于内廷备为顾问, 以康原来的官位低微, 的确会惹人窃议。若光绪对此心存顾忌, 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较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 让康从旁襄赞新政, 但他没有这样做。
可以说，光绪帝并不是完全听从于康有为的，而南海先生也不可能在百日维新中完全操纵光绪帝，成为光绪帝最终唯一可托之人。1898年7月26日, 光绪降旨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 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此举无异将康调离北京, 此举正配合康文字、识见上的优长, 可算是一个量才用人的合理决定。
但光绪帝也并不是完全不想重用康有为，然而在其的激进形式下，戊戌变法走到了一条不太理想的状态中。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直接触动了满洲贵族的利益，慈禧太后在变法初的底线也不断被挑战。
人事上如此大的动作, 守旧大巨人人自危“寝不安，食不保” , “焦急欲死者, 惟有诅谤皇上, 痛骂康有为而已。”(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如此, 京城中, “ 上自王公下自士咬, 众口哗然, 谣言四起… … 朝野议论, 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 愈出愈奇”(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种种不利谣言, 全部指向康有为,自然也很快传到身在颐和园但时刻关注新政进程的慈禧耳中。
光绪帝七月二十九日(1898年9月14日)去颐和园，企图说服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等人。然光绪帝此举完全失败了。据《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七月三十日(9月15日)，即光绪帝到达颐和园的次日，召见袁世凯的前一日，光绪帝破例地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在此次召见中，光绪帝颁下了一道密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给一军机章京下达密诏，在清朝是很不寻常的举动。然仔细地分析密诏，似可以清晰地看出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在此密诏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了“议政”，即设立懋勤殿，两次提到了“通达英勇之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朱谕”，即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即处理“过重”;提到了“朕之权力”，也就是光绪帝在任免人事上权力有限;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 。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
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
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相当有限，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
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其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 。光绪帝的密诏仅命杨锐等人出谋划策，即如何能够“全变”，而不拂慈禧太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