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元朝的六大谎言：蒙古人杀汉人只赔驴价问题( 四 ) _生活百科

事实上，所谓“蒙古人杀汉人只赔偿驴价”的说法，笔者认为，应当来自如下一条：“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四·杀伤》)除此之外，其他罪名中，均无关於罪犯民族身份之规定。然而，这一条罪名，亦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一罪名界定了案件发生情形，即“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也就是说，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事出有因：争执、醉酒;2、殴打致死。这一界定，与《元史·刑法志四·杀伤》所规定的第一条“诸杀人者死”并无冲突。或者说，这一规定，实际上指的并非是“故意杀人罪”，而是“伤害致死罪” 。如果蒙古人故意杀死汉人，那麼依照元代法律，亦属於死刑，而非“断罚充军”就能了事。此外，按元制，烧埋银之标准为白银五十两。由於白银是从清代才由欧洲大量流入中国，因此元代之银价较之后来要贵得多，按照元人笔记记载，有些罪犯家中因赔偿烧埋银，而不得不将“女孩儿折烧埋银” 。可见，五十两烧埋银，在当时殊为不菲，绝非区区驴价所能抵偿。
当然，这里并非就是说元代司法制度就不存在民族压迫制度。事实上，烧埋银之瑜，并不能掩饰他处之瑕。元代法律中公然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有司”，就证明了蒙汉两族在元代法律体系中的不平等性。此外，前面笔者所述之“乘醉杀人”，在司法实践中，亦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些蒙古人减轻罪责之护身符，因为“如争执、醉酒”等情形，既不好界定，按照现代法律理念而言，亦不属於可以宽减的“过失”情形。这一点，既可以说是元代立法者在观念上还不够科学，但也未尝不是民族不平等，故意开后门的一种体现。但以上却均与烧埋银制度本身无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在元代法律体系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如传言所谓那样“元代蒙古人杀汉人赔钱即可了事”，而且烧埋银制度，确是元代法律制度中可贵的、值得赞许的特色和进步之处。
注：关於烧埋银制度的再说明：元代法律规定，烧埋银基准为五十两白银，某些情况下亦有加倍徵收之规定。适用於各种涉及人命的案件，烧埋银由被告或其家属直接偿付苦主，如被告方无力偿付，则由官府代为偿付。
误会还是蓄意歪曲?关於元代的六大谎言(三)
3、初夜权问题
元代初夜权之说，今人考之，似源出于一部小说集《烬余录》，此书相传为南宋徐大焯所作。然此书在南宋末年“成书”之后，却于清光绪年间才付印面世，中间跨越竟达700余年，三个王朝，殊为怪异。清末革命党多有制造伪书，宣扬大汉族主义之举，此书当亦为如此产物。
首先来看《烬余录》之语：“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稚童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捡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名曰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烬余录》之书是否为南宋所著，此处暂且不论。仅以此段描写而言，便殊多谬误之处。
第一、元世祖南征南宋之时，曾下诏令曰：“……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又对南征军统帅伯颜谕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以上引自《元史·世祖本纪》) 。而且，元世祖南征之时，各地大多望风归降，元军在江南进军极快，根据史载户籍资料对比来看，战争破坏并不大，元世祖的诏令是得到了贯彻的。而且，根据《元史·伯颜传》记载，苏州(平江府)并未发生笼城战，而是“都统王邦杰，通判王矩之率众出降” 。因此，《烬余录》中“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稚童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捡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云云，纯属虚妄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