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了创意美术中国之最教学反思( 三 ) _创意美术中国之最教学反思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1917年11月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心化的系统。
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 ，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 ，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文科才是有用的”
价值尺度绝非并非一成不变。
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 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 。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ALWAYS 三丁目の夕日 2005）剧照。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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