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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遗民的分化与身份自塑
由于局势的变化 , 也由于应对现实策略的调整 , 清遗民群体内部不断分化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 , 清遗民群体进入“大分流”时代 , 他们重塑遗民身份和自我体认的过程 , 在《郭曾炘日记》中有着清晰的印记 。
清遗民群体并非铁板一块 , 而是流动性的群体 , 其内部一直在不断分化 。复杂的局势和舆论环境影响着群体内部的交往 , 彼此之间的隔阂有时甚于鸿沟 。如1927年正月十三日 , 郭曾炘在天津与康有为等人一道为溥仪庆祝生日 , 此时距他们1898年一面之交后 , 相隔近三十年 。祝寿后 , 郭曾炘听闻康有为随即南下济南 , 为张宗昌贺寿 , 且在张宗昌生日席上侃侃演说“中国之必须君主立宪 , 滔滔不绝 , 始终未变” 。尽管不赞同康有为所论 , 但对康有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信念 , 郭曾炘仍抱有同情之心 。对待康有为晚年推动的“尊孔”运动 , 郭曾炘更是心有戚戚 。故而听闻康有为逝世消息 , 郭曾炘在日记中写道:“闻吾乡已撤去文庙先师神位 , 改奉孙中山 , 果为南海尊孔之结局欤?”对康有为未竟的事业 , 郭曾炘深表遗憾 , 甚而写下《挽康有为》一诗 。在读到康有为临终遗疏节本后 , 郭曾炘更对康有为表达深深的敬佩之情 , 日记写道:“此老抱定宗旨 , 始终不变 , 实为可敬 , 无怪瞿文慎、沈寐叟诸公之倾倒也 。”
然而 , 当郭曾炘从陈宝琛处知悉康有为遗疏中有斥责慈禧的话 , 观点随即发生改变 , 认为“此君究何流人物 , 前数次日记但据传闻 , 谬有推崇之语 , 尚待参考也 。”郭曾炘并非以为慈禧不可指摘 , 而是认为人臣应当尽臣节 。他曾经对夏孙桐说:“晚明气节之盛 , 超轶前古 , 遂开大清二百馀年之景运 , 亦恐因此以结前二千馀年之成局也 。”郭曾炘认为清代之所以有二百年国运 , 部分原因乃在于晚明气节之盛打下了基础 。郭曾炘高标气节 , 故最不屑于毫无廉耻节义者 。日记曾引晚清王照《读左随笔》 , 十分称许王氏针对欧阳修《新五代史》所发的议论:“谓《新五代史》之名 , 出于后人追谥 。永叔初作原不为史 , 亦未尝欲取开宝诏修之史而代之 。不过于读《五代史》时 , 痛恨五季忠义沦亡 , 风节扫地 , 爰别记其有关褒贬者 , 著为一家警世之言 。其中以冯道为丧节之尤 , 故特创奇格……”在遗民群体日记稀少的背景下 , 郭曾炘在日记中写下这一大段感慨 , 显然是在讥刺清末民国的冯道之流 。
郭曾炘对气节的褒奖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 , 还体现在身体力行炘参与松筠庵的诗社活动上 。松筠庵诗社活动为著名诗人林庚(1910-2006)之父林宰平(1879-1960)主持 , 其第二集到者有黄秋岳(1891-1937)等人 。郭曾炘已十多年没有到过松筠庵 , 但此地为明末著名直臣杨涟(1572-1625)之祠 , 相传有杨涟手植的槐树 。道光年间 , 僧人新泉出杨涟《谏草》付张廷济(1768-1848)犹子张受之刊石 , 碑刻刊成而张受之病逝 。何绍基(1799-1873)为此作墓志铭 , 以为张受之之死较张际亮之死尤为可痛 。此后 , 诗人张际亮(1799-1843)闻友人姚莹(1785-1853)因台湾抗击英军事系狱 , 奔赴千里至京师 , 不久即殁于京师 , 殡葬此处 。其节义当时已风动天下 。郭曾炘在日记中写道:“自谏草堂成后 , 咸同士大夫多就此为文宴之地 。后来台谏诸君 , 每会议皆在此 , 其实忠愍并非谏官 。”通过考辨松筠庵内部陈设及其历史变迁情况 , 郭曾炘对不同时代的气节盛衰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