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北伐失败原因：不想收复失地只为捞取政治资本 _北伐

后赵灭亡，中原大乱，是东晋立国江东以来没有碰到过的复国良机。然而，朝廷与桓温互相猜疑，殷浩、桓温北伐又相继失败，最终未能扭转偏安的局面。这是读史者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
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在石虎死后，北方乱事初起之时(参见第十八篇)，后赵寿春守将降晋，大量北方士民南迁，依附晋朝。桓温抓住时机，进屯安陆(今属湖北)，准备进取。朝廷却不愿让桓温立功，而让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做征讨大都督，督师北伐。结果代陂一战，北上接应鲁郡(治今山东曲阜)归附民众的王龛、李迈全军覆没。褚裒就从彭城(今江苏徐州)退到广陵。已经进据寿春的将领陈逵也吓得烧毁军需，毁城南逃。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至此陷入绝境，差不多死光。这次北伐也就此结束。褚裒气愤，又自觉惭愧，不久便在京口(今镇江)病死。此人是个名士，虽系外戚，倒并不想抓权，确有可取之处，但是让他去领兵打仗，就不免要误国了。
永和六年(350年)，即冉闵称帝那一年，北方更乱。闰二月，朝廷任殷浩都督扬、豫、徐、充、青五州诸军事，准备北伐。从这时起，到九年十月山桑(今安徽蒙城北)之败止，殷浩负经略北方的责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结果是误了大局，也误了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的北方形势，对晋既极有利，又极复杂，非真英雄真豪杰，是驾驭不了的。氐蒲洪、羌姚弋仲都想割据称雄，同时又遣使降晋，目的无非是借晋自重：永和六年，符健(蒲洪子，洪改姓符)进关中，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他到了长安，还派使者到建康去献捷。但他一旦立定了脚跟，就于七年(351年)正月自立秦国(前秦)了。
永和七年，姚弋仲在后赵的残余势力被消灭后(指石祗被杀，见第十八篇)，即派使者向晋投降。晋朝给他六夷大都督的官名，封大单于、高陵郡公。次年他死后，儿子姚襄先打算争关中，只因为被前秦兵打败，才又南下投东晋，到寿春去见晋将谢尚。
此外后赵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守将周成、许昌守将张遇等也因后赵灭亡降晋。这些地方，晋廷如能控制，才能真正为晋朝所有，否则说变就变，降将也会再叛。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为可以进兵许昌、洛阳了，即命谢尚、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不知谢尚怎么一来，就激怒了张遇。他马上变卦，不让晋军进兵。殷浩、谢尚拿他没有办法，停了好几个月不动。姚襄到寿春后，谢尚和他合兵攻许昌，却被前秦的救兵打败。这次北伐就搁浅了。
王羲之对此非常担心，他劝会稽王昱和殷浩歇手。他的意见似乎太保守，然而未尝没有道理。他说的“军破于外，资竭于内”，是实际情况;他说当时是“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也符合实际情况。荆、江等州在桓温控制之下，朝廷无法利用那边的人力、物力。益州(蜀中)遥远，朝廷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主张减轻赋役，与民休息，从长远来说，是培养国力的根本办法，可是即使不继续用兵，也是做不到的。
殷浩不听他的劝告，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要减少军事以外的开支，把太学生徒也遣散了。其实多这一点财力，不会起多大作用，而停办太学，其负面影响却不可轻估。殷浩非但不懂军事，其实也不懂政治。
这年十月，由于前秦把张遇所部和陈、颖、许、洛的五万多户居民迁往关中，只留少数秦军驻防，谢尚总算收复了许昌。这是东晋惟一的一点收获。
永和九年(353年)，由于前燕在上年取得邺和若于北方州郡，基本上形成了与晋、燕、秦鼎峙的形势(西北的前凉可以视为晋的方面军)，其中晋的兵力最弱。姚襄一军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殷浩如果驾驭得了姚襄，实力对比上可以有利得多。还有桓温也有相当实力，如果殷浩听王羲之的劝告，和桓温和衷共济，团结对外，东晋的形势也可以好得多。可是，殷、桓两人各干各的，桓温还要等着看殷浩出洋相。殷浩对姚襄是忽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忽而要他出死力打仗，如此作为，不出大乱子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