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拉布拉多的养法( 四 ) _运动

如果我们承认，父亲在生物学上并非必需，与母子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多体现在心理和社会层面，那么，一旦社会与时代发生改变，父亲的角色也容易随心理和社会环境、文化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一个传统好父亲的职能被逐一消解。教育已经脱离了家庭，取而代之以学校等社会机构。过去，手工艺者、农民以及地主主要从他们的父亲身上直接学习技能。然而，这在一个追求快速进步，不断变化动荡的时代已不再有可能。父亲可能还在渴望他的孩子继续他的职业道路，但极有可能，在一个世代内，变化已经发生，他已经没有东西值得去教，技术进步日益将他的技能变得过时。肇嘉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和美国的一代父亲，开始将他们的孩子推向比他们自己的职业“更好”的职业，社会的进步已经比以往更经常地粉碎了代与代之间的联系。
甚至，孩子的休闲时间同样也不再为父亲保留一定的位置。几千年来，父亲教孩子怎样骑马，几代以来，他们教孩子怎样骑脚踏车。但如今，当孩子们面对的是电子游戏机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权威。他很可能无法指导孩子使用电脑。他似乎属于一个过去的不同的世界。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精神核心，他沦落为一个“养家糊口者” 。
家庭精神生活主角的问题被调换了过来。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指出，开始于婴幼儿期的母子关系是孩子建构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观察战时幼儿园里的孩子，发现并详细记录了因失去母亲导致的异常，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依恋障碍。此后，英国医生唐纳德·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和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进一步推进了对母亲角色重要性的研究。前者认为，“足够好的母亲”全身心照顾婴儿期的孩子，是其健全发展的基础。他并未特别论述“足够好的父亲”的必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比发表了三部有关依恋障碍的著作，此后的研究更明确指出，母子依恋以父子关系无法企及的深刻程度影响着孩子的生存及安全感的建立。
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先驱梅兰妮·克莱因
很显然，传统好父亲的光荣岁月已经过去了。新时代的父亲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过去，父亲虽然是家庭的核心，但他往往并没有进入养育的日常，而现在，无论是为了带领他们的孩子进入今天复杂而多元的社会，还是为了回应新一代母亲们的平权要求，都需要新一代父亲真正涉足这一领域，并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在日常养育中，仅仅是理解孩子、认识孩子个性就是无比复杂的工作。
鲁格·肇嘉感叹父亲们的困境：他们在文化上，太年老；在心理上，太盲目。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是如此之难，“使得许多男人都放弃成为父亲” 。“有时他很简单地就不去尝试与他的孩子维持一种关系；在其他的时候，他处于焦虑与恐惧的控制之下，害怕他的孩子会抛弃他。他的行为表现就好像他是那个冒着被排除在外风险的人，他反过来努力去将自己投入横向交流的青少年世界当中。许多研究告诉我们，父亲最经常与孩子共同进行的‘活动’就是看电视，而这就是背后的原因。”
鲁格·肇嘉对于父性的研究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但不难看出，在现代性面前，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是被一起扫荡的。而且，中国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快速剧烈，我们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要求，可能仅仅在两三个世代间就发生了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