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只狗的智商超过了爱因斯坦( 三 ) _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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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干年过去后，这些“特曼人”并没有变成被期待的样子。智商的“门槛效应”，为我们解释了这个现象。当智商到达120以上的时候，更高的智商不能同比例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既然智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什么使得高智商的孩子没有获得成就呢？ “实践的智慧”！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这个概念，“实践的智慧”本质是一种处世的哲学与能力，拥有这个能力的人能够平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最大程度地获取资源，最大程度地获得信任与帮助。
书中举了两个天才的例子。
一个是智商爆表的天才克里斯托弗兰根，他经常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出现，智力比赛中无人能出其右，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但是五十已过的兰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主，终身只上了一年半大学，闭门造车地做了一辈子研究，不能得到任何权威学术机构的认可。一生中两次从大学退学，一次因为母亲没有按时寄出奖学金申请表，另一次因为校方拒绝为他调整上课时间。
另一个例子是奥本海默，他在美国原子弹研究中的地位，相当于邓稼先在中国同领域的地位。奥本海默的实践智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智商。他在竞争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时，最大限度地表现个人魅力，与评学者相谈甚欢，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这两个人的“实践智慧”，此时高下立辨。从社会环境中，获取助力，比单打独斗，更易于获得成功。这也是成功获得机遇的因素之一。
那么“实践的智慧”是如何获得呢？我们看了两位天才的家庭成长背景，就可以一目了然。兰根出自一个社会底层家庭，贫困与暴力，让年幼的他对世界充满防备之心，不知如何与人相处。一旦校方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就立刻否定对方，用以自卫并以世界为敌。学不会与世界和谐相处，也就失去了获得世界认可的机会。
而奥本海默来自自由、平等、和谐的中产阶级家庭。“协同培养”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培养模式，家长鼓励孩子在谈话中参与意见，要求孩子参加各种活动与课程，锻炼和老师、同伴、教练相处的能力。
经常为孩子讲解各种成人世界的规则，为的是让孩子做好独立解决问题的准备。这样培养长大的孩子，具有“权利意识”，这是兰根那样环境成长的孩子，所不可能具有的。这也是根本的阶级差距。
正是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促成最后的成功。
乔·弗洛姆是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唯一一位目前仍在世的冠名合伙人。他成功之路，充满了机遇的眷顾。
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整个国家处于生育低潮，但是当时医院规模、设备、水平，学校教育师资力量，都处于优势水平。他求学时期，经济萧条的局面已经过去，很多地方都能给年轻学生提供工作，他能轻易依靠打工完成学业。
他毕业时求职被拒，当时知名主流律师事务所拒绝聘请一个犹太人，于是他到同学创业开办的小事务所工作。举步维艰的小事务所不得不办理各种诉讼业务，这些是被“主流律师”瞧不起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需要办理，他们的事务所在行业变革之际，率先积累了“10000小时”，成为行业精英。
那个时代，很多律师与医生都如弗洛姆一样，出自犹太移民家庭。当时犹太移民家庭大多从事手工制衣业。从这些犹太父母身上，孩子学到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做有意义的工作，生活也会变得有意义。
同时犹太父母也教会了孩子灵活、智慧地与身边的人和世界相处，合理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制衣业，是自主、符合、付出才能有回报的职业，律师与大夫这两种职业也具有这一特点。所以这个时期，犹太家庭的孩子中，出现了很多律师与医生的精英。这就是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