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 。尤其是京官的考察,牵动朝廷上下的敏感神经,明末持续五十多年的党争,到最后弄得腥风血雨,“东林党”的名号也普及到了市井乡野的角角落落,毫不夸张地说,起因就在于六年一次的“京察” 。
追了个讲政治圈游戏的美剧《纸牌屋》,腹黑男主有句名言:“权力跟房地产一样,越靠近中心就越值钱 。”同理,京官与外官,当然是京官更值钱,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呀 。所以京察就尤其受人瞩目,这可不仅仅是“非升即走”的问题,连带的事情有一大串呢 。
考核有三等,优秀、合格与不合格 。查查《实录》之类的史书,不合格者,大都是用下面这两个词来冠名:“不谨”或“浮躁” 。话说这“不谨”与“浮躁”确实是好词,什么都可以往里套,大到贪赃枉法,小到穿错衣裳违了法度,都可以用 。但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些穿错了衣裳或贪搂了妓女的“不谨”,未免会心中不平,我这点事,能与贪了十二处田宅、百万两白银的那谁谁一样吗?但史官不管,一律记一笔“浮躁” 。儒家士子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福,哪能容忍这样的事?所以这京察首先就与声名相关,事关清誉,博上性命也要争 。
废除科举以前的知识人,也就是“士子”,与政治休戚相关,戏文里唱“封妻荫子”的荣耀,那是真的 。你想当隐士?很好,写写“和陶诗”就好了 。想去实施?那就是你对不住父母妻儿宗族了 。看看明人文集里的墓志铭、行状,多少慈母含辛茹苦,就是希望儿子能得一第,最终为父母挣个诰命封赠 。又有多少孝子在那痛心疾首,哭诉自己没能早立功名,使得父亲生前不得封,死后才获赠一官,勉强告慰一下先灵 。
但这个封赠,首先得过考核这一关 。外官、京官一视同仁,三年或六年任期满,并考核合格者,才可以请封赠父母先人,一品可封赠三代,二至三品二代,四至七品一代 。如果考核不合格,这个封赠就不能请了 。不合格的处罚是降级调外任,或令“闲住”,或直接命令“致仕”等 。再甚者,便是有罪削籍,或投入大狱了 。这时,不要说请封赠了,就连已经封赠的,也要追夺回来 。可见这考察,非但是“非升即走”,并且是非升即麻烦了 。我忍不住替古人想了一下,去大理寺坐个牢应该没问题,但出京后,得把父母墓碑上的封赠诰命给挖了、改了,简直不能忍!所以这京察让人不争,怎么可能?
一方是必争之地,但另一方,六年才遇一次京察,不逮住这个机会清除异己,更待何时?所以,政见不同者,便在京察之年,全方位无死角地展开博弈乃至搏斗 。其实六年一京察,也并不是明代一立国就有的,而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成了定例(王世贞《弇州史料》) 。最早用这个机会公开清除异己并完胜的,应该是严嵩与张居正 。但这两位的完胜,并不能为继任者完美承袭,因为尝到京察厉害之后的官员,不那么好对付了,科道互纠,弹章四出 。一句话:就算得逞,也别想清静 。比如后来的王锡爵、沈一贯,就被这些言论倒逼得不得安宁,直到再三再四上疏请辞为止 。
明代京察的结论比较模糊粗糙,但程序却严肃严密,看上去与模糊粗糙丝毫不搭边 。考察由吏部、都察院长官及河南道掌道御史共同主持,吏部侍郎、文选司、考功司郎中辅佐,而以吏部尚书权职最大 。京察前,吏部会下发九卿科道官员,关于各官员情况的访单,类似于今日的问卷调查 。推选官员的访单需要具名,但考察所用的访单不用具名,这就难免使一些收回的访单像告状信甚至诬告信 。但这种“秽状满纸”的访单,一般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不会进呈给皇帝(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考察访单》),也不会散布出来,只是作为京察的参考 。但也有例外,如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尚书孙丕扬把关于丁此吕的访单进呈,皇帝震怒,丁此吕因此削籍遣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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