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斗争：非升即走是怎么回事？

明代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尤其是京官的考察，牵动朝廷上下的敏感神经，明末持续五十多年的党争，到最后弄得腥风血雨，“东林党”的名号也普及到了市井乡野的角角落落，毫不夸张地说，起因就在于六年一次的“京察” 。
追了个讲政治圈游戏的美剧《纸牌屋》，腹黑男主有句名言：“权力跟房地产一样，越靠近中心就越值钱。”同理，京官与外官，当然是京官更值钱，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呀。所以京察就尤其受人瞩目，这可不仅仅是“非升即走”的问题，连带的事情有一大串呢。
考核有三等，优秀、合格与不合格。查查《实录》之类的史书，不合格者，大都是用下面这两个词来冠名：“不谨”或“浮躁” 。话说这“不谨”与“浮躁”确实是好词，什么都可以往里套，大到贪赃枉法，小到穿错衣裳违了法度，都可以用。但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些穿错了衣裳或贪搂了妓女的“不谨”，未免会心中不平，我这点事，能与贪了十二处田宅、百万两白银的那谁谁一样吗?但史官不管，一律记一笔“浮躁” 。儒家士子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福，哪能容忍这样的事?所以这京察首先就与声名相关，事关清誉，博上性命也要争。
废除科举以前的知识人，也就是“士子”，与政治休戚相关，戏文里唱“封妻荫子”的荣耀，那是真的。你想当隐士?很好，写写“和陶诗”就好了。想去实施?那就是你对不住父母妻儿宗族了。看看明人文集里的墓志铭、行状，多少慈母含辛茹苦，就是希望儿子能得一第，最终为父母挣个诰命封赠。又有多少孝子在那痛心疾首，哭诉自己没能早立功名，使得父亲生前不得封，死后才获赠一官，勉强告慰一下先灵。
但这个封赠，首先得过考核这一关。外官、京官一视同仁，三年或六年任期满，并考核合格者，才可以请封赠父母先人，一品可封赠三代，二至三品二代，四至七品一代。如果考核不合格，这个封赠就不能请了。不合格的处罚是降级调外任，或令“闲住”，或直接命令“致仕”等。再甚者，便是有罪削籍，或投入大狱了。这时，不要说请封赠了，就连已经封赠的，也要追夺回来。可见这考察，非但是“非升即走”，并且是非升即麻烦了。我忍不住替古人想了一下，去大理寺坐个牢应该没问题，但出京后，得把父母墓碑上的封赠诰命给挖了、改了，简直不能忍!所以这京察让人不争，怎么可能?
一方是必争之地，但另一方，六年才遇一次京察，不逮住这个机会清除异己，更待何时?所以，政见不同者，便在京察之年，全方位无死角地展开博弈乃至搏斗。其实六年一京察，也并不是明代一立国就有的，而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成了定例(王世贞《弇州史料》) 。最早用这个机会公开清除异己并完胜的，应该是严嵩与张居正。但这两位的完胜，并不能为继任者完美承袭，因为尝到京察厉害之后的官员，不那么好对付了，科道互纠，弹章四出。一句话：就算得逞，也别想清静。比如后来的王锡爵、沈一贯，就被这些言论倒逼得不得安宁，直到再三再四上疏请辞为止。
明代京察的结论比较模糊粗糙，但程序却严肃严密，看上去与模糊粗糙丝毫不搭边。考察由吏部、都察院长官及河南道掌道御史共同主持，吏部侍郎、文选司、考功司郎中辅佐，而以吏部尚书权职最大。京察前，吏部会下发九卿科道官员，关于各官员情况的访单，类似于今日的问卷调查。推选官员的访单需要具名，但考察所用的访单不用具名，这就难免使一些收回的访单像告状信甚至诬告信。但这种“秽状满纸”的访单，一般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不会进呈给皇帝(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考察访单》)，也不会散布出来，只是作为京察的参考。但也有例外，如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尚书孙丕扬把关于丁此吕的访单进呈，皇帝震怒，丁此吕因此削籍遣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