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夫为何在晚明蔚然成风？明朝的烈女怎么那么多

晚明烈女，是最让人感到隔膜和难以进入的一类女性。我们能够理解商人妇的精明，也可以欣赏闺秀的才华，但是很难弄懂节烈妇们普遍的执拗和迷信。她们的言语匪夷所思，她们的行为更是骇人听闻。这主要是因为：烈女节妇是被严重塑造的一个类型。
一是历史的塑造：作为旧秩序里的极品，烈女节妇是男权社会精心锻造出的妇德典型。面对传统权威对女性群体的伦理构想，这些烈女节妇没有躬身自省，而是笃诚地践行贞节理想，甘为牺牲。她们大义凛然、一本正经。
二是文本的塑造。很多节烈事迹本身就己经有捕风捉影之嫌，再经过尚激好奇者反复转述、渲染，更加使人不明就里。《明史·列女传》中有一类“死而不瞑”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烈女节妇们是怎样在文本的塑造中变得面目全非的，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居然被收入正史，成为凿凿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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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殉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什么怪事。帝制之前的王朝时代，用活人去殉那些高贵的统治者，就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现在每当我们要控诉所谓奴隶制的罪行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我们在文字周围附上某个出土墓室里的殉葬者图片，那些累累白骨帮助读者获得对过往野蛮政治最真切的体验。
但那时的人殉，若论起来起码也还是遭人唾弃和厌恶的，绝不会说有殉葬的人积极踊跃，而看客们激动兴奋的场面。秦国人有黄鸟之哀，鲁国的孔子也是憎恨始作俑者的。然而，到了明代，人殉风气死灰复燃，这一次来势汹涌的殉葬风潮却以文明而看似和谐的面貌出现。没有绳索，没有坑穴，也没有野蛮驱赶。
殉葬者不是低贱未开化的奴仆，而恰恰是一群地位不低并且深沐教化的女性。这群女性把死节殉夫看作义之当然，看作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她们怀揣着对经典烈女事迹的由衷叹慕和对女性贞节的无限信仰，凛然殉夫，蹈死而不顾——这正是烈女之最可怕的殉夫动机：从教育或伦理熏陶中发展而来的对贞节的自觉追求和宗教情绪。
杨升容是一位出嫁不到一年就以死殉夫的烈女。她的父亲杨叔安为布政史。王九思说杨升容在早年就从父兄那里听得古烈女事，这培养了她对贞节的信仰：“其父及诸兄为讲古烈女，至闻死节事，未尝不叹慕焉，而曰：何古今人不相及也。”果然，在她的丈夫康生病死之后，她马上想到了从古人遗则，尽管她的父母公婆都表示反对，但她还是千方百计地殉了夫。
烈妇查氏出身于两浙望族。据说她的母亲许氏就是一位品行出众的至孝之人，许氏曾经割股肉为母亲也就是查氏的外婆治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查氏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妇德教育，她十三岁“诵孝经列女传，曲节从教，言动有法。”后来在她的丈夫冯让伯病死之后，那些托言古人的贞节素材激励了她。她一心求死。
墓志说就连房屋起了火查氏也毫无逃命的意思，她反而企求这大火能把自己赶快烧尽：“火至寝所，挥手谢救者：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今得死所矣。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播。靡灭岂不痛，根董幸相连。我思古人，适获我心。”在查氏看来，自己为丈夫而死是真的死得其所。所以当她的儿子把她从火中背出来的时候，她非常不高兴。后来，等到安排完让伯的丧事，她到底绝食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