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文字长什么样？

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碑残块，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是西夏文字因为笔画繁杂，历史久远，已经变得鲜有人识了。这些西夏文字是怎么创造出来?在西夏文化传播中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呢?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称帝时，为了创制出党项族独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学者野利仁荣创制出一种专门用来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独特文字。创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西夏文字在当时被称为“蕃书”或“国字”，是西夏国内的官方文字和语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称其为“西夏文”，而国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学者则称它为“唐古特文” 。西夏政权被蒙古灭亡后，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国灭民散，天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渗透，语言的交流，党项民族被汉、回、藏、蒙等民族渐渐同化，成为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古老民族。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党项族不复存在，但其创制的西夏文字，则随着碑刻、文物流传下来，虽然西夏文字早已无人能识，成为有着“天书”之称的“死文字”，但这凝聚着党项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却成为解读西夏历史的重要工具。
《隋书·党项传》言，党项原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处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阶段。历经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开始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从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生产水平虽然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状态，显然是有了飞跃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西夏文的创制，便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具体体现。
党项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在古代社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过着“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程度低，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时期，党项族大量东迁，和汉族频繁交往，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使党项族迅速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党项人已经开始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后，其疆域已经“北连大漠，南至萧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成为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了。李元昊决意称意，和辽、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没有自己独有的文字，仍旧使用汉文或契丹文，难免会被文化程度比自己发达的多的辽、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国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创新，创建出一种能和汉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优秀文字来。因此，创制一种代表党项民族文化的文字势在必行。
宋朝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景德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之……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蕃礼，自称大夏。”西夏语译《妙法莲华经序》也说：“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据考证，风角城皇帝就是元昊。元昊本人送交宋朝的表文也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这里说的“小蕃文字”即是党项文字，即所谓“蕃书” 。一系列资料表明，党项文字创制于元昊时期。沈括《梦溪笔谈》所记独居一楼创制蕃书者，是元昊重臣野利仁荣。野利是党项八大部族之一，野利仁荣本人又是元昊称帝的重要谋士，受封“谟宁令”，“主蕃学”，由他在元昊时期完成对党项文字的创制工作，应该是可信的。
野利仁荣对中国文化典籍非常精通，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是元昊身边最重要的文臣谋士，可以说是元昊的左膀右臂。元昊将此大任交付于他，野利仁荣自然不敢怠慢，经过一番酝酿，元昊和野利仁荣对西夏文字的设想和规划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决定借鉴汉字的笔画、构造，但又不抄袭现有的汉字，尽量避免和汉字雷同。野利仁荣为了创造出一套完整的西夏文字，可谓是费尽心思，殚精竭虑，他把自己锁在一栋高楼之上，吃喝都由仆人送上楼去，自己从来不下楼，闭门谢客，潜心造字，终于在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创造出了十二卷西夏字。元昊看到新的西夏文字后，非常高兴，专门下诏向全国推广新文字，并将其称为“国字”，并规定以后凡是重要的国书、政府间的公文等官方文件，都必须用西夏文字书写。群臣上表敬献颂词，并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