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 。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着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着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 。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 。素以危言危行着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 。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 。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梁啓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 。”黄侃在《汉唐玄学论》一文中说：“东汉作者，断推王充 。《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凡虚言、谰语，摧毁无余 。自西京而降，至此时而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欢忭宁有量耶”（《黄侃论学杂着》）？由此可见王充与《论衡》在近现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近年笔者有《论衡词典》编撰之役，在选择底本、蒐集资料中发现：第一，近现代学者眼中如此重要之书，在整个有清一代，竟无像样的版本 。第二，校注成果寥寥，竟无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 。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史、子、集有代表性的重要着作，大都经过了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不少重要典籍甚至有多个校注本问世，《论衡》一书却几乎无人问津，没有一部新的校注本出现 。笔者心中遂生一疑团：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今人一样吗？如果一样，那幺他们为何对《论衡》如此冷漠，既不刊刻又不整理？是偶尔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原来，清代学者心目中的王充与《论衡》，和现代学者大不相同 。在清代学者眼里，王充实在是一个不孝之人 。王充的不孝，首先表现在自述父祖的劣迹 。王充介绍自己的家世时说：“世祖勇任气，卒鹹不揆于人 。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 。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 。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 。诵即充父 。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 。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故举家徙处上虞 。”通过王充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王充的祖上，连续数辈，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时常犯有命案，结怨甚多，因担心仇家报复，不得不数度迁徙，可谓是违法乱纪的恶霸 。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来，王充的作法可以说是不避家丑、实事求是 。但在“臣为君讳、子为父讳”的封建社会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孝之举，便不足为奇了 。清代着名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跋〈论衡〉》中批评王充的罪过之一，便是“《自纪》之作，訾毁先人 。”其实早在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序传》中就已指出：“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 。”王充之所以毫不忌讳地言其父祖的劣迹并不奇怪，因为从王充的思想深处来看，孝的意识十分淡薄 。人们之所以会形成孝的观念，主要是出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感激 。在王充看来，父母生儿育女，完全是性慾冲动的结果 。他在《论衡·物势篇》中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 。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子，情慾动而合，合而生子矣 。”王充所言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把父母生子完全看作是为了满足性慾的要求而非有意识的行为，便很难产生出孝的观念，因而其有诋毁父祖的言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