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翡翠研究综述翡翠历史之最( 二 ) _翡翠历史之最

190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奥利弗法林顿博士（Oliver C. Farrington）出版了《宝石和宝石矿物》（Gems and Gem Minerals）一书，书中以蒂芙尼（Tiffany）为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 at Chicago）所收集的宝石以及后来菲尔德哥伦布博物馆（Field Columbian Museum）所购藏的宝石为研究基础，分析了世界上不同珍贵宝石的出现、矿场、颜色、硬度、特殊的比重、光学属性、晶体结构、切割方式以及其所代表的各种不同的信仰，从而明确将玉分成了三类：包括产自中国新疆叶尔羌地区的软玉（nephrites），产自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和中国云南省西部的深绿色玉或称碧玉（dark green jades, Pi yu）以及产自缅甸地区的祖母绿色的玉或称翡翠（emerald green jades, Fei tsui）。受其影响， 1923年，英国历史学家尤娜·溥博-轩尼诗（Una Pope-Hennessy）在《早期中国玉器》（Early Chinese jades）书中第一章开篇便引用了此种分类，并进一步解释硬玉（Jadeite）是一个法语词汇，通常指的是粒状结构的玉，相较于软玉，其颜色会更明亮，硬度会更硬，有着更高的比重，硬玉颜色偏向于苹果绿或祖母绿色，而软玉的颜色则更偏灰绿或接近青瓷的颜色，并总结了当时人们经过多次试验分析得出软玉（nephrites）的不同呈色主要是由不同程度的铁元素造成的，而纯粹的硬玉（jadeite）应当是像玻璃弹子一样无色的，其呈现的绿色则主要是铬元素的致色作用，这一结论与今日学者通过宝石学试验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几乎所有历史性的和仪礼性的重要用玉都是软玉，其原因在于缅甸翡翠玉矿的开采是直到中国比较重要的创造性艺术时期结束之后才发生的。事实上，这一论断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古代翡翠认识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翡翠在中国兴起的时间问题，翡翠器的造型纹饰与玉器相区别的问题，翡翠文化与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等等。
故宫博物院藏翡翠狮钮“保民无疆”印
1912年前后，在中国社会体制大变革的背景下，东西方文化、思想相互碰撞，交流，融汇，中国古代玉器研究亦迎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并逐渐从传统金石学、经学的研究方法向近代考古学、地质学、宝石学的研究方法过渡，中国真正以翡翠为对象的研究亦始于这一时期。
清末收藏家唐荣祚受英国医生卜士礼转托伦敦博物院关于“产玉、璞玉、玉贵、玉器、天子用玉、国家用玉、玉色、旧玉、翡翠”9个中国玉器的相关问题而著成《玉说》，其初成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再版于1912年，这是国内研究者首次将翡翠单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书中对于翡翠名称的来源、矿物的出产及开采方式、评价品级标准（即按照翡翠的色调、明度、净度、质地、瑕疵等几个方面将翡翠依次分为宝贵、佳品、上乘、无足取、庸常之物5个品级）、老坑与新坑不同的质地特点等问题一一作了分析，并列举出禁苑翡翠器相关的品类，这也是对于清代宫廷翡翠器最早之研究。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艳夺春波，娇如滴翠，映水则澄鲜照澈，陈几亦光怪陆离，是为翡翠之绝诣” ，乃是与传统和田玉“温润而泽”完全不同的翡翠美学标准，尤为难得。

中国古代翡翠研究综述 翡翠历史之最( 二 )

中国古代翡翠研究综述翡翠历史之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