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揭秘晚清之：梁启超入湘引发思想冲突大戏 _梁启超

就在梁启超笔墨生涯巅峰期，他却毅然决然离开《时务报》，离开上海，前往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风风火火演绎了一场所谓新旧冲突思想大戏，吹皱了湖南一池春水。
湖南是中国内陆地区最有特色的一个省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湖南向以保守而著称，但湖南深深介入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深刻刺激了湖南人。吴大澂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原本希望通过这场战争重振湘军昔日辉煌，因而主动请缨开赴前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湘军的辉煌只是昔日余晖，今日的日本也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国，吴大瀓的新湘军却变成了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再败营口，三败田庄台。湘军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湘人，按照谭嗣同的说法，“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馁矣。”
新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沪等中心城市维新思潮遥相呼应。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维新运动较其他内陆省份更早发生。
陈宝箴向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湖南先贤思想事功，就任之初即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进取，致力革新。他以为湖南地处内陆，向以守旧闻名，拒斥西方新思想与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为中国改革先锋，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
与官方倡导变革同步而行，湖南民间自发维新悄然兴起。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的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以为中国变法必先从改变知识人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 。
谭嗣同的建议与当时思想界主流大体一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将甲午战败的责任推给科举制度。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
在体制内，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96年6月12日上《请推广学校折》，建清廷令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在京师设立大学堂。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主张书院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学科。8月11日，清廷批准李端棻的建议，命各省推广学校，致力实学。8月21日，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条。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
讲究实学的风气深刻影响了湖南。1896年，王先谦联络湖南乡绅黄自元、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创办实业，创办学堂，并争取陈宝箴资助三万两。陈宝箴欣然同意，以为“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 。这两句语意双关的批语虽使王先谦等人很不高兴，但陈宝箴的支持确实极大加快了办学步伐，很自然地将一个民间规划纳入官方渠道。
1896年底，陈宝箴批准王先谦等人的计划，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同意省政府每年从矿务赢利中划拨三千两作为常年经费，并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一万二千两，以为补助。湖南时务学堂实际上变成了省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时务学堂成立后，经过一番分化组合，王先谦、蒋德钧等人退出，唐才常接手，之后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参与其事。
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在刚到长沙时得知时务学堂的创办，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