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揭秘晚清之:梁启超入湘引发思想冲突大戏( 二 )


梁启超是《时务报》的台柱子,也是当时国内知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能够将梁启超请到湖南主持学政,对于湖南来说自然是莫大荣誉,唐才常以及湖南各界自然乐观其成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黄遵宪1897年9月9日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以《时务报》合伙人身份向汪康年介绍了湖南新政的进展,尤其是时务学堂的情形,以为“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劝汪康年从维新大局考虑,放梁启超、李维格二人来湘主持时务学堂,培养维新人才 。
与此同时,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有着各种各样关系的湖南知识人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劝驾”,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李维格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他们不惜“蛮拉硬作” 。在这些友人的反复动员下,汪康年同意梁启超、李维格赴湖南兼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 。
对于湖南方面的邀请,梁启超很有兴趣 。其实早在北京强学会1896年被查封之后,梁启超就有赴湖南开一片新天地的想法 。1896年4月2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湖南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极具改革思想的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或许在陈的主持下湖南能够有一番作为,“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梁启超暗想,假如汪康年不能将《时务报》顺利创刊,他就只好转赴湖南,投奔陈宝箴,他恳请汪康年利用与湖南方面的密切关系,“望一为先容”,设法介绍点关系 。
汪康年或许按照梁启超的请求为之介绍湖南方面的关系,于是梁启超对湖南的政情动态更为关注 。7月11日,梁启超再次致信汪康年,对于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有一很好的估计 。他认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 。
对于汪康年的朋友江标督学湘省,梁启超亦寄予厚望,称“此君尚能通达中外” 。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利用这层关系给江标写封信,鼓励江标着手改革湖南省内考试制度,加大对时务、时事、新学的容量,引领湖南学风的转变,为政治改革、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学理基础 。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加上《时务报》自身问题,梁启超自1897年初以来就与汪康年有了一些分歧,关系稍有紧张,他们两人其实也有分开一段时间的意思 。所以当梁启超收到湖南方面邀请后,便义无反顾离开上海,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
梁启超抵达长沙时,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筹办下已成立,常年经费也落实,办学所需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大体完成,此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招生 。
为招生,湖南巡抚陈宝箴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介绍时务学堂设立原委,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 。根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时务学堂计划招收一百二十人,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 。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尚需要时间,所以第一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筑校舍,拟先行招收六十人入学,其余六十个名额俟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录取选送 。
在谈到学堂教学内容及学生未来出路时,陈宝箴强调,鉴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 。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 。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既熟,即由省府负责选择数十名优等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送往京师大学堂继续深造,考取文凭;或公费送往国外,就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进行深造 。待这些学生学成归来,省府再按照每人的情况加以提拔使用 。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正途出身者,陈宝箴许诺他们可以作为同等学力,一体乡试,获取功名 。这一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