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在日本一次温和骂战不打不相识

李大钊是1913年冬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的，1914年2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这里，他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了“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在日本期间，均帮助过章士钊在江户编辑《甲寅》杂志，他俩不断出入编辑部，却互不相识。比李大钊大十岁的陈独秀，此时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这年他第四次来日本，生活极为贫困，“穷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无数虱子……”他对留日学生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态度消极，刚进入《甲寅》编辑部就写出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却担心：“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里他首次用“独秀”的名字署名，从此才开始使用陈独秀的名字。
这篇文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大都觉得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变成像印度、朝鲜那样的国家更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李大钊认为应该帮助陈仲甫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
李大钊早就知道陈仲甫早年主办过《安徽俗话报》等进步报刊，参加过鼓吹革命的励志学社和以反抗清政府及外国侵略为目标的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与安徽籍同盟会，安徽独立后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中，他协助原励志社及岳王会人员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被捕，幸免于难。
李大钊不明白，陈独秀这样杰出的革命人物，公认的“乱党”组织者和宣传家，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怎么会写出那样悲观厌世的文章呢？他特地从东京来到江户请教行严先生。
章士钊愁眉苦脸道：“不少读者质问我们为什么发表这样悲观的文章？甚至有人骂独秀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你看，仲甫成了狂徒了！”
章士钊感到事情真有点儿难办，叹口气说：“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好汉不吃回头草也。”
章士钊无可奈何地随即提出建议，“守常，我看你有不同意见，不妨也写出来，从容讨论。”
李大钊欣然赞成：“好，我听你的！”
李大钊回到住处，下功夫写《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约见独秀面谈。便连稿和信一同寄给章士钊。
章士钊看到《厌世心与自觉心》，立刻被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所折服，感到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一针见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这正和许多读者来信的意见不谋而合。
但是，章士钊看到李大钊请求与陈独秀面谈的来信，就犹豫了。
章士钊认为陈独秀性情孤傲，搞不好会惹起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论战，给保皇派以攻击的口实。
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觉心》递给他说：“狂徒，你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呢！”
陈独秀接过来极感兴趣地看了一眼署名，问道：“李大钊是什么人？不认识啊！”
章士钊热情地对陈独秀讲起，李大钊为了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写下《国情》一文，尖锐地揭露了袁世凯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可谓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向炎黄子孙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发表在袁世凯称帝一年之前，充分表现出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体现出他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
经章士钊一番提醒，陈独秀这才想起他们俩为此还进行过一场争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