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巴金，记住一个时代( 三 )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诚依然重要，“说真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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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随想录》影响着中国，他还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样，借《收获》的平台，靠自己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身份，培养和推出一个又一个后辈作家，让新时期文学的天空，更加宽阔而耀眼。
人们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一九五七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二〇〇五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唯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们来说，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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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十几岁时，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所感受的生命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岁的巴金离开了我们。遵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东海。
从此，一个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从此，一个矛盾、痛苦，同时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巴金为我们留下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巴金为我们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巴金也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