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巴金，记住一个时代( 二 )

一个国家，不再有阶层划分的整体歧视，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历史的大变动。三十几年已然过去，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这种具体情形，才会对巴金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有较为贴切的理解，也才能对他的《随想录》，以及当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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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情景，晚年巴金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自一九七八年年底开始，他埋头于写作《随想录》，不少文章的发表，总是敏感地呼应着现实问题，在呼应现实的同时，历史的反思增加着思想和精神的分量。
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也是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集体归来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反思，无疑成为他写作时始终萦绕于心的主题。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巴金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重新出现的红卫兵忏悔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与巴金当年的衔接。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 。一九八〇年四月，巴金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与此同时，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忏悔意识、站在全人类的范畴认识“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也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原则，一些年里，却在自己身上消灭，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深刻性。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巴金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