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字最早的写法及含义,刘字最早出现在什么朝代( 五 )


八、草书分类
林散之草书
章草笔画简约,有萦带连接,与今草相似 。但其结体平正,用笔劲涩,笔画中有波磔,特别是捺画的起笔与捺的末笔,明显的保留了隶书的笔意,且字字独立,不相连绵,排列整齐,与今草、狂草有明显的区别 。
今草即一般所说的草书,它是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形迹,并在章草和楷书的基础上加快行笔,增加圆环勾连而成 。张怀瓘《书断》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终而为下字之始,奇形离合,数意兼包 。”这正是章草与今草不同体势和运笔的概括,代表作如崔瑗《贤女帖》 。
狂草创始于唐朝,唐人张旭是狂草的开山祖,故有“草圣”之称 。后来的和尚怀素亦是狂草大家 。狂草比今草更加简便快速,且笔势更加连绵回绕,活泼飞舞,奔腾放纵,大有驰骋不羁,一泻千里之势 。古人谓其形体“或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攒翥而整齐,或上下而参差,或阴岭而高举,或落择而自披 。”真是“众巧而百态,无尽不奇” 。作者可借其抒发奔放激越之情,或寄以驰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 。但由于其省笔多,形体与楷、行二体相差太大,故较难辨认 。[5]
九、引碑入草
引碑入草作为碑帖结合之高级形态,
李志敏引碑入草作品
其首要问题是结合什么?引什么、入什么?需要澄清的是,引碑入草并非是在草书作品里加些许碑体字,简单地将两种书体穿插在一起,而是要将两种书体彻底融为一体,包括从内在技法到外在精神的高度融合,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书体形式和一种新的草书风貌 。[6]
碑讲究朴厚雄强,字形方峻坚削、古拙劲正,而草书讲究流放姿纵 。所以,在探索引碑入草道路上必须敢于和善于取舍,其取舍原则,就是取其最本质特色,同时舍弃其余的特色 。引碑入草正是要将魏碑和草书在高级层面,并非是要将所有诸要、诸美都无一疏漏地保留下来 。否则,引碑入草必将失去实现之可行性,妄图“众美”却丢掉“大美” 。这是探索引碑入草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
引碑入草的开创性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李志敏的思维里有着明确的取舍原则和强烈的求变思路,即集中将碑的最本质笔法和雄强之风貌,从根本上植入草书特别是狂草实践之中,同时,他又敢于果断舍弃一些固有的技法原则和要求,结字高古,取法汉魏,用笔大胆,点画简省,结体奇异险峻,使他的草书书风兼具“流放姿纵”和“苍茫雄浑”的神韵 。此外,他的每一幅草书作品都极力寻求变化和差异,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千篇多面”的特点,但整体上又能体现出凝重粗犷、雄奇厚拙的碑学意蕴 。如果说在当代草书实践中,林散之为飘逸之美,那李志敏则为苍茫之美,两者风格迥异、刚柔互补,凸显“南林北李”的双峰对弈 。
李志敏草书作品
引碑入草的实现,最终依赖技法的支撑 。一在笔法上,将魏碑之雄强、开阔笔法有机引入草书之中 。魏碑的中锋绞转、万毫齐力与草书的外拓笔法不谋而和,在草书遒媚之中加以雄强之力,使狂草线条更显张力,可有效弥补大草用笔直白乏力的缺陷 。二是在墨法上,将碑之用墨的生涩老辣以及饱墨法引入草书创作中,任意铺毫,万毫齐力,纵横使转 。三是在结体和布局上,引碑入草注重“以势带形”、化线为点、疏密互补、结构天成,通过横向与纵向交替相映的字势变化,实现空间的随性摆布,提升全局的灵动和跳跃 。更利于在流放姿纵的狂草中彰显出碑派的风骨与气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