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杨翠喜案？一个美女引发的清末贿赂大案 _杨翠喜

自雍正以后，首席军机大臣已成为清廷百官之领袖。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首席军机乃庆亲王奕劻。
有清一代，由亲贵来做行政首脑有一个演变过程。清制，亲王皇子是不允许干预政事的，这当然是为了便于皇帝一人独裁。等到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逼走热河病逝，慈禧之子同治皇帝于孩提登基，客观情势亟需一位负有重望的亲王佐理，于是廷议推举咸丰皇帝之异母弟、较有贤名的恭亲王奕忻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及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初这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孰料居然成为定例，直至清廷覆亡之前夕，亲贵执政才算告别历史舞台。与奕忻相比，奕劻平庸得多了，尤为人诟病的是他还有“好货”的毛病。慈禧相中他，实因为便于操控。但慈禧大概没想到，这不同样有利于心怀叵测者的引诱吗?“心怀叵测者”就是在地方官员中班次居首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斯时的袁世凯未必就有夺人之国的雄心，但其渴望攫夺更多更大的权力却是一定的。而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势必倾心结纳奕劻。一代枭雄袁世凯，处理人际关系的手腕极高，他拉拢奕劻，堪称“无孔不入”、“无微不至”，不惜财力自不消说的，就连奕劻之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他也要尽力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便有了轰动清末官场的一起性贿赂大案。
东北危机催生出的腐败机遇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了争夺权益，中国的两大强邻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大打出手，是谓“日俄战争” 。直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的全权代表外相小村寿太郎和俄国全权代表首相维特始于美国议和。
战场上，日胜俄败，但双方均已无力再战，故俄虽战败，气势犹盛，俄国沙皇且于谈判前放出豪言曰:“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双方订立和约，俄国所让予日本者，原本就系从中国劫夺而来，自然无法填日本之欲壑，但日本也无可奈何。刘体智《异辞录》云:“日俄战后，和约于日本无利，夫人而知之矣。当是俄使微德(现多译为“维特”)之强项，殊非吾国可比。微德一闻日本使小村寿太郎有需索之意，立与之绝，且曰:‘俟汝兵至彼德堡，再作此请，未晚也。汝今乃以战胜国自居耶?'小村寿太郎曰:‘然则孰为战胜国?'微德曰:‘无之，惟其无战败国，是以无战胜国。'小村竟无如之何。”刘氏所记当得之于传闻，但以和约内容参证，并非无根之论。
日本对俄国办法不多，但对中国就迥然不同了。不满于日俄和约之所得的日本，转而向中国勒索，遂派小村寿太郎为特使，会同驻华公使向清廷交涉，强迫订立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日本势力全面进入东北。而俄国人呢，虽经战败，可并未完全退出东北，其力尚足与日本角逐。在相互的利益争斗中，日俄两国尽管对立，却又有一个共同的掠夺对象，即中国，在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他们的目标又高度一致。清末的东三省就是在这两大强邻的夹击中，日益显得风雨飘摇……
在列强掀起的掠夺中国权益的狂潮中，东北的危机还有其特殊性。因为满人向来视东三省为“龙兴之地”，尽管地大人稀，却始终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在治理架构上也与关内不同，二百余年都实行军府旧制，在盛京(今沈阳)、吉林、黑龙江三地分设“将军”管领，没有民政长官。这样一种僵硬的制度自然无法应付外患日深的危局。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因盛京将军赵尔巽之请，于九月二十日派遣载振和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在日俄两国的窥伺下，载振和徐世昌还只能以查办事件为名，对自己的国土进行实地勘察，寻求对付强邻的策略。两月之后，载振和徐世昌回京上了几道奏折，疾呼东北非根本改革，不足救亡图存，其中描述他们在东北之窘境曰:“臣等此次由新民东至奉天，北抵黑龙江，皆不得不仰息日、俄之汽车，明明我之境内，而俯仰周旋，如适异国，犹且不得不含耻茹痛，强作感谢之词。彼有骄容，我多愧色，则直可谓国体全失矣。”“明明我之境内，而俯仰周旋，如适异国”，此言不可谓不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