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朝后宫的特征：早婚早育子女多早夭

在顺治朝后宫，存在着一个以孝庄皇太后居首，由两代蒙古族后妃构成的特权利益群体。
清朝入关时，崇德五宫后妃内除去早逝的宸妃，其他4位均健在。顺治六年(1649)，顺治的嫡母孝端文皇后病逝。顺治亲政后第二年，尊封皇太极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的生母、原西麟趾宫贵妃为懿靖大贵妃，原东衍庆宫淑妃为康惠淑妃。顺治朝后宫举行仪式，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分别坐于孝庄皇太后宝座旁椅;两人的顶珠服饰，可以用皇帝、皇太后、皇后专用的黄色或秋香色，直至顺治十年，这一“特权”方被取消。懿靖大贵妃是漠南蒙古阿巴垓部额齐克诺颜之女，康惠淑妃是阿巴垓部博第塞楚祜尔塔布囊之女。嫁与皇太极之前，她俩曾是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妻。顺治年间，除去孝庄和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外，清太宗的妻妾中还有其他人在世，但只有她俩得到尊封，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孝庄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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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时，孝庄皇太后32岁，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与其年龄相仿。因自幼在蒙古草原长大，又在盛京(今沈阳)皇宫生活多年，她们迁居京城后，依然留恋满洲旧制，同早已溶入其血脉的满蒙习俗难舍难分。对于相对陌生的汉族文化，她们本能地心存疑忌，怀有一定抵触心理。据说孝庄“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而胡运衰，辄加禁抑” 。她期望顺治能够像皇太极那样，仍以蒙古族后妃为主要妻妾。这样做既是从巩固满蒙贵族联盟的统治需要出发，也是为了维系她的家族与清帝的血缘纽带，保证嗣帝继续具有科尔沁部蒙古贵族血统。这一意图得到两位太妃的赞同和支持。顺治大婚后，由原崇德五宫部分成员构成的蒙古族后妃群体，又增加了子媳辈新成员。顺治执意废黜第一位皇后，孝庄心有不甘。仅仅八个月后(顺治十一年六月)，便将她的侄孙女、多罗贝勒绰尔济之女立为第二位皇后。孝庄还为儿子精心挑选了4位蒙古族妃子。这6位蒙古族后妃均姓博尔济吉特氏，其中有4人是孝庄的娘家戚属：除去第一位、第二位皇后，还有第二位皇后之妹淑惠妃以及满珠习礼之女、孝庄的侄女悼妃。她们与顺治均为姑表亲。另外两位蒙古族妻妾，一位来自漠南蒙古浩齐特部，康熙十二年尊封恭靖妃。其父博罗特，元太祖二十一世孙，崇德二年(1637)归附清朝，顺治七年晋封多罗郡王。另一位来自漠南蒙古阿巴垓部，康熙十二年尊封端顺妃。其父是一等台吉布达西。可以看出，孝庄为顺治选择后妃时，首选两位兄弟或侄子之女;次选归附清朝较早，同为博尔济吉特氏的漠南蒙古王公之女。依照孝庄的设想，顺治的蒙古族后妃绝非仅此6人。但顺治却对这种做法大为反感。
清朝入关后，7岁的顺治住进紫禁城皇宫，遂与孝庄分宫而居，母子数月方得一见。当时，清宫内仍有不少明朝留下的内侍。他们照料皇帝的生活起居，在朝夕相伴中，给予这位幼年皇帝初步的汉文化启蒙教育。顺治长大后回忆，明崇祯朝司礼太监曹化淳曾辅导他读书。这位内侍是河北省武清县人。顺治时常模仿他讲话时的口音，所以也讲一口“侉话” 。顺治亲政时，汉文水平不高，“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 。于是发奋苦读，以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为主，涉猎广泛，曾因劳累过度而咯血。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他对汉文化愈益喜爱，“专厌胡俗，慕效华制” 。据时人记载，“上尝服翼善冠、衮袍。临镜问诸阉，各称善，上亦称善。又改满帽。临镜讫，即手掷满饰于地。居常广袖皂靴，从汉制焉。”顺治亲政、大婚后，与孝庄等老一辈满洲贵族之间对于满汉文化、满蒙习俗的认识分歧日渐凸显。在后宫，围绕后妃人选和皇嗣人选，逐步出现孝庄母子的利益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