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两大功臣左宗棠与郭嵩焘：立功与立言

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出生于湖南湘阴的晚清名臣，但是在他们的桑梓之地，两人的境遇大相径庭。多年前湘阴县城就有一条街道命名为太傅路，县城唯一的市民广场叫左宗棠广场，有一家酒店叫左宗棠大酒店;至于左宗棠故居、左文襄祠更是湘阴县城重要的人文景点。左宗棠在湘阴几乎是家喻户晓，而直到两年前，湘阴县城外扩，一条新的街道才命名为嵩焘路。郭嵩焘身后的寂寞与左宗棠无尽的哀荣其实在他们去世之时早已显现出来。
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辕钦差任上去世，朝廷接到丧折后立即诏谕天下，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立功诸省。六年后的光绪十七年(1891)郭嵩焘去世，李鸿章上奏朝廷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都遭拒绝。朝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左与郭命运的反差其实就在于前者成就了赫赫事功，无可争议;而后者言论却“颇滋物议”，郭氏的思想价值不是芸芸众生都能领悟的。左宗棠一生成就了三大事功，其一为“平定”太平天国与陕甘回民起义，其二为兴办洋务事业，其三为收复新疆。
左宗棠早年的经历却不那么顺心遂意。左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之后多次参加会试，屡试不第，曾作乡村塾师谋生。其名山事业的起点在咸丰二年(1852)，其时左宗棠已经四十岁了，生命的历程已过大半。这一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湖北巡抚胡林翼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做幕僚，帮办军务。开始左宗棠犹疑不决，郭嵩焘极力劝其出山。从入幕湘抚开始，左宗棠只用了十一年时间，就从一个举人而升为总督，先后总督闽浙、陕甘与两江，并封伯爵(后封二等侯) 。左宗棠事功的顶峰在收复新疆。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就在沙俄的支持下盘踞新疆，自立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国，宣布脱离清廷。沙俄趁机占领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光绪元年(1875)，清廷展开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在奏疏中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元气无伤。”左宗棠力排众议，提出“缓进速决”的战略，力图收复，得到朝廷的支持。光绪三年(1877)4月，按左宗棠的军事部署，刘锦棠率大军由乌鲁木齐南下，一举攻克达板城，导致阿古柏集团内讧，阿古柏本人被部下所杀，南疆回归祖国。左宗棠决计乘胜收复伊犁。沙俄一边通过威胁与讹诈，逼迫清朝使臣崇原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一边在伊犁增兵，同时还向远东派出一支由二十多艘军舰组战的舰队。
面对沙俄的挑衅，左宗棠毫不畏惧，于光绪六年(1880)春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5月底，左宗棠命部下为自己订做了一口棺材，舁榇出关。全军将士见年近古稀的主帅气概如此豪壮，士气倍增。最终在左宗棠强大的军事后盾支持下，迫使沙俄与清廷代表曾纪泽签订《伊犁条约》，收回部分权益。左宗棠藉此进入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郭嵩焘也曾汲汲于功名，但不那么顺利。道光十七年(1837)郭中举，这一年他十九岁。第二年第一次参加会试不第，道光二十年(1840)第二次会试名落孙山，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终于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科考生涯。不久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不能进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谋派差职，所以直到太平军围攻湖南之前(1852年)，郭一直在家乡居丧。郭嵩焘国内官场生涯基本上与太平军活动的时间相始终。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郭力劝左宗棠、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曾国藩等筹建湘军，特别是劝曾建水师，可见郭亦渴望立功。但正如曾国藩对郭的评价为“著述之才而非繁剧之才”，其性情笃挚，敢于任事，一旦踏入官场，则多方掣肘，其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注定了其立功大志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