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两大功臣左宗棠与郭嵩焘：立功与立言( 二 )

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咸丰九年(1859)咸丰帝命郭赴天津帮办僧格林沁军务，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两人意见相左，最终郭、僧分手。北塘溃败之后，僧格林沁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初杀洋人，人皆歌颂之，(郭)独力争以为不可。其后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要有此人!吾深愧当时之不能相察也。”同年九月朝廷命郭赴山东清查沿海税务，因清廉自守得罪同僚，加上处理不善而受人弹劾，受到连降两级的处分，仍回南书房供值。郭受此打击萌生退志，于咸丰十年(1860)请病假回籍。离京之前他为保全左宗棠做了一件好事。原来左宗棠与永州总兵樊燮有隙，樊与湖广总督官文是亲戚，官文奏报咸丰帝谓湖南为劣幕操纵，诏命官文查办此案，倘有不法情事，即将左就地正法。这时郭嵩焘与吴县才子潘祖荫同值南书房，郭对潘说：“左君去，湖南无可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潘据此上奏，奏折中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神来之笔，打动了咸丰帝，后左宗棠因祸得福，从此官运亨通。
郭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在家乡闲居，直至同治改元(1862)才应李鸿章之荐出任苏松粮道。同治二年(1863)，应两广总督毛鸿宾之荐署理广东巡抚。三年抚粤生涯矛盾重重，捉襟见肘，终因左宗棠四次具奏参劾而去职。郭、左从此交恶，以至左去世后郭仍有这样的挽联：“公负我，我不负公”，可见积怨之深。郭之去位，郭、左交恶只是直接原因，还另有深层次的原因，古云“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害怕湘军势力尾大不掉。虽然曾国藩已有所应对，如遣散湘军大部分将士，扶植淮军，但清廷仍要尽可能削弱湘军集团的实力，郭之去职，不过是措施之一罢了。对此曾国藩当时就敏锐的觉察到了。他在致郭嵩焘弟弟郭崑焘的信中说：“近日原(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耶?思之悚惕。”个中因由，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怎能参透?郭于同治五年(1866)交卸广东巡抚，朝廷曾复授其两淮盐运使之职，虽是降职，却是肥差，但郭退隐之心已决，遂乞病开缺回籍，闲居八年，潜心读书著述，掌教城南书院，继续关心洋务事业。
同治十三年(1874)诏命郭嵩焘赴京陛见，抵京后恭亲王奕当着郭的面在大学士宝鋆和沈桂芬之前称赞郭“此人洋务实是精透” 。可见朝廷此次重新启用他，是冲他“精透洋务”而来的。光绪元年(1875)正月慈禧太后诏见，二月得旨简放福建按察使，七月诏命开缺，并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出使英国大臣。郭接到任命后，不顾多方反对，毅然以六旬之年、老病之躯远赴重洋，出使英、法。光绪二年(1876)十月十七日晚，郭偕副使刘锡鸿一行从上海登船，十二月初八抵伦敦，任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正月又兼任驻法国公使。如同国内仕途不畅一样，郭出使其间亦是矛盾重重。首先是《使西纪程》的刊刻遭到国内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闹到毁版才收场，其次则是副使刘锡鸿对郭的参劾。光绪五年(1879)郭离开伦敦取道法国东归，驻节英、法两年整。郭回国后决计引退，在家乡赋闲十二年，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于长沙。纵观左宗棠与郭嵩焘的人生轨道，左早岁蹉跎，四十岁才开始发迹，之后却飞黄腾达，封侯拜相，成就了非凡事功。而郭嵩焘尽管不到三十就已得中进士，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毁誉参半，到其晚年还得了个“汉奸”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