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东归:乾隆年间最大的正能量和最大的无奈

1771年正月 , 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3.3万余户 , 16.9万人 , 持家带口 , 赶护牲畜 , 携运辎重 , 自沙俄伏尔加河下流起程归国 , 沿途克服长途跋涉、疾病饥饿、多次战争等困难 , 用了半年时间 , 以近十万人伤亡代价回到新疆伊犁 。他们凭着果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 , 完成世界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 , 当他们东归祖国后所发生的事 , 让他们难于相信、理解和迷茫 。
事因: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 土尔扈特部族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 , 以游牧方式迁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带定居 。1724年(清雍正二年) , 阿玉奇汗逝世 , 沙俄利用这一时机 , 强行将土尔扈特部汗之下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固)隶属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 , 并派特使直接管辖 , 任命阿玉奇汗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泽为扎尔固首脑 , 以其钳制汗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 , 19岁的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继汗位 。三十二年 , 渥巴锡曾酝酿返归中国 , 因内奸泄密未能成行 。
次年 , 他亲率2万士兵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 。三十五年秋 , 他从土耳其战场回来 , 与伯克多尔济计议 , 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 , 宣誓通过东归中国的计划 。三十六年正月 , 他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族开始了东归行动 , 并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5月26日回到新疆地区 , 立即震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 。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 , 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世界 , 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他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 。
今年5月26日 , 正好是渥巴锡他们东归祖国240周年纪念日 。重温这段历史 , 当时清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 。他们东归的爱国精神 , 本应成为一大盛事来赞颂——最少在表面上 , 顺此在全国掀起一股爱国教育热潮 。然而 , 他们的满腔热情、拳拳之心 , 却变成了乾隆的烫手山芋 。有一种说法是:无人否定东归是爱国行动、伟大壮举 , 但渥巴锡等人在筹划实施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政府沟通联络 , 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
清政府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的应急反应只能是除了接纳处置好他们外 , 就是猜疑、防范和化解他们了 。但是从现有资料和事实来看 , 在乾隆这些专制极权者眼里 , 首先 , 考虑他们东归是否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 , 如果会 , 对他们的“爱国行动” , 是从骨子里不希望他们回国 。而且他们回来是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为沙俄服务呢?会不会增添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呢?这还是个未知数 。其次 , 国是自家的 , 他们爱不爱国虽然也可以说重要 , 毕竟还是比较虚的 , 现实中最紧迫要摆上议事日程的工作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 尽快使他们成为“良民” 。为此归纳起来 , 清政府当时处置他们采取了二条策略:
一是化解安置 。他们的归国 , 是在三万多人军人武装起义保护下实现的 。乾隆的旨意是把他们化整为零、分解安置到新疆的几个地方 , 以便控制和管理 。请看该年6月18日 , 乾隆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是如何说的:“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 。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 。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 。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 。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