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东归：乾隆年间最大的正能量和最大的无奈( 二 )

从上谕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对他们东归有戒心：一是怕他们迁走，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担心安置不当，他们再次迁徙出国(落得一个祖国不爱他们的罪名) ，扫他的面子。二是怕他们谋反，对国内安全构成威胁，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事重镇附近。无可否定，这是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授的旨意。纵使这样，乾隆仍不放心，过了几日，再次明确谕令伊勒图：务使他们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可谓乾隆在安置他们上煞费苦心。他们被安置后，各种困难问题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温饱、疾病、生产生活等问题。清政府须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有行动、不到位。渥巴锡他们踏上故土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急需政府救济，而安置的几个点却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紧接着又遇天花流行，预防和医治不力，造成许多人丧生。再次是他们回到故土，所剩骆驼、马匹、牛羊等无几。虽然清政府调集牲畜分发给他们维持生计，但他们正处于贫困中，将大多数牲畜杀之食用。还有是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清政府却拨给种子、农具，选派技术人员教他们耕作技术，有违其本愿。清政府则要他们定居种地，按现在最好的说法，就是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生存发展。
二是主从分离。渥巴锡率二十万人回到新疆时只剩下七八万人，损失达三分之二强，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只剩下五六万人。清政府为了防范他们作乱，在他们到达时就制定了“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以分其势”的策略，以此削弱渥巴锡的权威和影响力。同时，乾隆名义上让渥巴锡朝觐，然而朝觐后又把他留下，说是要他多学习法规，以便学成回去后能严加管束部族，实则借朝觐为名，把他与部族分开，把他监控起来。当渥巴锡听到妻子、女儿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 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母亲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殁， 11月27日，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病故,最后仅剩一个婴儿。至此，渥巴锡离开部族近半年，他决意要回去看看。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谋反，又怕不放行遭骂名，所以不得己) ，谕令户部侍郎福康安护送(监护)他及其随从返回新疆。同时，乾隆另有谕令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属地安抚他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也就是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平定。
由此看出，清政府在处置他们的问题上的策略得当，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收到了明显效果。然而，却使渥巴锡的一片爱国情怀受到严重的挫伤。其实，渥巴锡东归的悲壮而无奈，在于他的“三个一”：一腔热血。他第一次想东归时才25岁(乾隆三十二年) ，还是个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青年，回归祖国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现实信念。一厢情意。正如上述的说法，二十万人的东归行动，未与清政府沟通协调，确实是经验不足的表现。一知半解。他出生在沙俄，对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从资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对乾隆更是知之不多。由于他的这“三个一” ，使他对祖国和乾隆判断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