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德国汉学家常志静发表《从郦道元〈水经注〉对庐山历史地理的记载及地方志的意涵》一文，讨论道教成仙的传说，并将第39卷的部分翻译成德语 。同年，古堡完成博士论文《长江的历史地理——评论水经注》，称《水经注》为“研究历史地理之珍宝”，并将第33、34、35卷的部分译成德语 。
2010年，美国的中国秦汉史专家戴梅可发表《漫步在遗迹之地：〈水经注〉的再思考》，分析郦道元的写作动机及此书时代背景 。这是西方汉学家首次将《水经注》作为研究对象，而非仅作为参考资料 。美国学者康若柏、戚安道、杜志豪等关注《水经注》里的志怪、神话、戏剧等地理学之外领域的价值，可谓是一种突破 。笔者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图书馆这四大中国学文献中心均收藏了约30余种版本的《水经注》，甚至包括明李长庚刻本(朱谋玮笺)，可见美学术界早已认识到该书的重要性 。
此外，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及《水经注》，意大利汉学家伯戴克在《北印度：据〈水经注〉的记载》中引用戴震的钞本《殿本水经注》第1、2卷 。
2019年，DeepEastern出版了《水经注》英文版 。近二三十年，西方关于《水经注》的论文逐渐增多 。
史学引领的中华知识体系
《水经注》为什么具有如此高的学术地位？
首先，郦道元为水著述缘于中华知识体系中的史书传统，而为河流撰史将观察对象从人类自身向自然世界延伸 。春秋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典故，书中涉及35条水道的分布，东汉时《水经》出现，郦道元延续了前人的书写传统，并非首创 。这一传统一方面缘于水在农业文明中有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来自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关怀 。在西方，柏拉图开启的人与自然“二元论”，将人与自然视为对抗关系，这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没有较早出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为河流、庙宇撰写历史著作的主要原因 。
其次，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按照经、史、子、集四个分类，史学往往被提高到与经学等量齐观的地位，有“六经皆史”之说 。由一本书形成“郦学”，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水经注》包含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词章学等，还体现了史学对其他古代人文学科的引领作用 。这与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水经注》仅是地理专著，读者也就难以体会它的价值 。
最后，西方相关著述直至19世纪才出现 。法国人文地理学科的形成，影响了之后对西方史学界起革命性作用的法国年鉴学派 。20世纪30年代后，年鉴学派《莱茵河》《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逐渐以河流水道作为线索书写历史 。西方启蒙运动后，社会学科组织分化、学科分科趋于细窄化、学科知识专业化，各学科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作为反思与修正，年鉴学派开创的史学范式推崇“总体史”，强调打破学科界限，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 。
跨越十余个世纪，年鉴学派的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书写不谋而合 。这一“巧合”的背后，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郦学”显示了中国独有的史学引领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这对如今构建中国学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有着宝贵的启发意义 。
(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主任，伊鹤为北外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