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悲剧”解读中国古典戏剧，有什么局限性与适用性？中国十大悲剧有哪些 _中国十大悲剧有哪些

在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方便讨论和分享。作者定会不负众望，按时按量创作出更优质的内容。西方悲剧理论产生较早，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和喜剧的含义进行了探讨，十九世纪尼采写就《悲剧的诞生》一书，追溯了古希腊悲剧的起源。西方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悲剧理论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最早在清乾隆时期“悲剧”一词才传入中国，真正用悲剧审视中国古典戏剧更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这并不代表不能用“悲剧”来解读和评价中国古典戏剧，但是大体上理解或许是适合的，而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古典戏剧来说，要做到以简驭繁，未免有不小难度——“悲剧”批评观遮蔽了中国古典戏剧的丰富性，将中国古典戏剧简单化了。
正如诸葛忆兵在《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总结》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人们讨论南宋历史，总要涉及抗战还是投降，总是喜欢给历史人物简单分类，这是抗战派，这是投降派。凡是议和，不管其初衷，不管其背景，一律归入投降派……归为抗战派就进行无限的讴歌，打入投降派就无限贬斥。
受到西方悲喜剧理论的影响，今日学界评论中国古典戏剧也往往单纯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总要判定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
虽然西方早在十六世纪就提出了“正剧”,而不再拘泥悲剧和喜剧的划分，但是即使用这样的三分法评价中国古典戏剧还是过于草率和肤浅。钱穆先生在《近代思想史论稿·序言》中曾言：“西方重分别之学，中国重和合之学。”
在“和合”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将某部戏剧定性为悲剧还是喜剧的习惯，而是根据题材、地域、角色、文辞、音律等多重标准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戏剧之间往往会有交叉而非截然对立，并因此形成了灿烂的戏曲文化。
但是五四以后，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下，我国这种具有长处和特色的“和合之学”为西方的“分别之学”所替代了，用“悲剧”理论审视中国古典戏剧的观点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体现。
“悲剧”理论是舶来品，确有它的缺陷和局限性，但是不代表不能用这一理论来解读《赵氏孤儿》。悲剧理论虽然可能将丰富复杂的中国古典戏剧简单化，但是其作为一种审美方式还是具有较大的优势的。
第一，“悲剧”理论可以推动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认识，发掘中国古典戏剧没有或已有但不为我们重视的作品或领域。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悲剧这个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由于每个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继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心理结构，形成的悲剧形态也一定有所差异，如果严格按照西方的定义，很容易得出中国无悲剧的结论。
正如王季思所言，虽然西方悲剧理论值得借鉴，但绝不能生搬硬套，而需要立足于中国古典戏剧产生与发展的实际，立足于当下中国戏剧发展和研究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悲剧理论加以借鉴和参考。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有不少人大胆运用西方戏剧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剧目，发掘出了很多原来不被重视的优秀剧目，发现了中国悲剧的特色。如《娇红记》被陈洪绶称为“怨谱”,但却未被更多人注意，王季思将其列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娇红记》作为“悲剧”的独特之处，逐渐发掘出《娇红记》的价值。
有人并不以结局是否圆满作为悲剧的判断标准，而是将团圆结局作为中国悲剧的特点之一，总结出中国悲剧团圆结局的两大形式，一是以死亡结束悲剧命运，但是开始另外一种生命形式，如梁祝化蝶、杨李入仙、韩凭夫妇化作相思树等。

以“悲剧”解读中国古典戏剧，有什么局限性与适用性？ 中国十大悲剧有哪些

以“悲剧”解读中国古典戏剧，有什么局限性与适用性？中国十大悲剧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