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俄罗斯历史，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俄罗斯历史之最

一个永远在“过渡”的国家，一场向现代转型的“鬼打墙”
各位好，上个周我写了《克里米亚，一个“猎熊陷阱”是怎样炼成的》和《俄罗斯的战争耐心，会在什么时候耗光》两篇文章，分别讲述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与过程。
有朋友总在催我写下篇，我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一写这种历史题材长篇，总感觉自己的积累不够多，需要恶补很多书籍才能把故事讲的让自己满意。同时我也希望在下篇中解答一个读者们在阅读上中两篇中频繁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的历史总让人感觉那样似曾相识，从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阿富汗战争、到俄乌战争，相似剧情似乎总在一遍又一遍的重演？
我迟迟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让自己满意的解答，所以就一直不敢动笔写下篇。
今天我重翻了一遍大学时读过的、著名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隐约有了一点灵感。在这里随笔记下。
亨廷顿的这本著作，并不是写俄罗斯的，相反，这本写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书，是把镜头放在了二战以后那些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成功预测了一件事。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很好的预测了，为什么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明明获得了民族独立，却无论是学习美国（像利比里亚）还是学习苏联（像索马里）亦或者美国苏联一块学（比如印度），最终却都难逃治理失败。
与《文明的冲突》一样，亨廷顿试图挑出冷战盛行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给予一个更新颖的解释。
为了构建这个解释，亨廷顿把国家分为了三种——传统国家、过渡国家和现代国家。按照他的讲述，一个传统国家想要向现代国家完成成功过渡，必须要经过多重考验。
首先第一关是国家运行效率的提升问题，也就是一个现代政府需要将传统社会中原本分散在部落、家族、封建领主或军阀、寡头那里的权力收缴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够完成国家的有效治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在现实中，很多国家是连这第一关都没有过去的，他们早早的就通过引进议会选举等现代制度的方式把收集权力的可能性取消掉了。于是连过渡的第一步都没有走出去。
而俄罗斯这个国家相较来说是比较幸运的，它在历史上从不缺乏依赖自己的强力将传统社会分散的地方权力集中起来的人。比如推动俄罗斯进行第一波改革的彼得大帝、就“用自己的野蛮征服了俄罗斯的野蛮”（马克思语），有类似能力的领导人还比如斯大林、和今天简中互联网上很多人依然崇拜的普京。他们的共同能力都在于能够通过铁腕集中权力，满足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所需的第一推动。
但紧接着，过渡国家又必然遭遇第二重难关——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各层官员依靠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会同步扩大，这就势必产生难以遏制的腐败问题。同时，现代化意味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基层的人群势必卷入到社会化大生产当中，这就又导致了政府必须及时推动与之前集权相反的改革，完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下放。否则社会就会因为其政治体制无法承载其经济发展而发生“政治衰朽” 。
而在俄罗斯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领导者就不如前者那么多了。因为这是一种与第一重改革截然相反的动作，相当于要一个拥有坚强意志的人完成“权力的自杀”，当然也有一些人试图达成这一点，比如我写克里米亚战争马上会提到的亚历山大二世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试图进行类似的改革。
但麻烦的是，哪怕产生这样的动议，改革也很难推进，因为分权制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之前未参与政治的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这就需要政治体制的同步发展（制度化）与之相匹配。但由于类似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突然降临的。制度化通常无法与改革的步伐相匹配，一旦新社会集团的涌入造成的压力超过了制度的承载力，就会造成国家的内部撕裂，同样引发“政治衰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