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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 。”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 。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 。末失事实，本得道质” 。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幺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 。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 。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 。这是就经与子的关係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 。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穫自然也不同 。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 。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 。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 。”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 。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 。”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 。”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 。”（《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 。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采访人员为文人，能精思着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 。”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超奇》）儒生託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徵，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 。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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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 。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着，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 。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幺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 。（《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着书立说，则是“鸿儒” 。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