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读者在作品中听到中国在歌唱” 歌曲中国之最原唱版( 二 ) _歌曲中国之最原唱版

王雪瑛：小说以谢平、向少文、李爽等理想主义者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深入的思索和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曾经历史转折的风雨激荡，直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书写了他们的思索与选择、追求与奋斗，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备忘录。您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汇于主要人物的塑造中，这三个人物的塑造，为同代人留下在历史中探寻前行的身影。写出人物随着社会转型、时代发展、人生境遇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审视的过程，有哪些难点和挑战？
陆天明：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生存特征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变。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巨变，可以说当年中国之巨变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要变是历史必由之路，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这一代人成了新时代的建设者，后来又成了中国年轻人的父母、爷爷奶奶。他们怎么在这百年之巨大变局中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也成了共和国当代史上一笔不容抹煞的精神资源。对于总把聚集点对准人性的文学来说是绝佳的一个“演艺场” 。思来想去，还是我们自己动手来描上一笔吧。这就是“面对历史和未来，我想用一片真心唤取真诚。”
做个神州苍龙的守望者
王雪瑛：谢平有个笔名叫“半度人” 。小说中人物之间有这样推心置腹的对话：“我们都不完美……都是半度人。”什么是“半度人”？引人思索，这是一个敞开的概念，您在小说中提出“半度人”的概念，是在探究个体的人格，认识复杂的人性，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让我感受到一种将感性的生活片段，提升出哲学意蕴的能力，在小说创作中，您很注重对生活现象的哲学思考。
陆天明：《沿途》中的“半度人”，《幸存者》中我“发明”的“群体飘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我们在变，我们不得不变。我们朝着各自选择的精神指向坚定地变去，我们随时代而动。有的弄潮在先，也有的只是随大流在盲动。因为人的变化，中国变得生动和朝气蓬勃。我们进入了新时代，但还很难说我们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我完善。我们还在探索与调整、自我革新与自我扬弃。我无法准确地定义人的这种自我进化的阶段性，所以就称之为“半度人” 。
谢平他们目前还是“半度人” 。他们还会在“半度人”这种处境中活上一阵子。好在，他们没有，也不想停下自我完善的努力。也许人生的真正乐趣还就在与自己的“半度”相知相交相伴相克相斗之中搞懂了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才能“较好”地活着。
王雪瑛：小说追索着人物穿越时代变革的浪潮，在不同人生际遇中的选择，如何顺势而变，又如何坚守不变；变与不变，也是您在小说中探究人性的重要途径。在亲历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回望自己40多年的创作历程，您如何看自己的创新求变与坚守不变？
陆天明：说到文学创作中的变与不变，创新和坚守，我实事求是地说，只想找到适合我陆天明走的文学之路，从自己心中涌出的文字才能构筑起真正的文学殿堂。我真正写作开始于那个狂飙时代，我花了十年时间寻找文学的自我。那阶段我写了被认为是纯文学作品的《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和《木凸》等长篇。让那些认为陆天明再写不出新东西来的朋友着实吃了一惊。我也自认为找到了文学中的自己。起码我终于学会了用心去发声，写我想写的，《泥日》，我整整写了三年。当时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想写什么”和“我能写什么” 。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陆天明”，青少年时期被强烈灌溉进去的“关心国家大事”“民族大义”“以天下为重”等思想自动复活。当现实中、巨变中的中国重新扑面而来，我按捺不住了，我能为这个当下的中国做些什么呢？我始终认为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家的作品有没有人来作评固然重要，但我坚信只有历史和人民才是作家和作品的终评者，盖棺论定者。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座右铭：“只为苍生说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