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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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着名兵书彙编而成。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中国军事着作的精华。注重军事史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武经七书】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发展近代、现代军事科学起了积极的作用。校定、颁行《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
基本介绍书名：武经七书
又名：武学七书
作者：孙武，吴起，尉缭，吕尚，黄石公，李靖
类别：兵法，兵书
出版时间：宋
主要内容《孙子兵法》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着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 “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 。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北宋时的《十家注孙子》本与《武经七书》系统的《孙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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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篇”而说“三卷” ，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着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着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着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 5卷， 24篇， 9000余字。另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 ，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尉缭子》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着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着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着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 ，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吴子》中国古代着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 ，《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 ，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 ，就是“道、义、礼、仁” ，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 ，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 ，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採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司马法》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 “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 。(见苟悦《申鑒·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着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徵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着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