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986年，北宋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战役，企图一举夺取燕云十六州。战争的结果却是以宋军更大的惨败告终，从而使在对辽关系上“终宋不振” 。这段悲惨的历史不知令当时及后世多少人扼腕叹息!学术界有关探讨这次战役宋军失败原因的文章，较多地论述了宋军战略的失误;其次是宋君臣们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因而贸然发动了这场毫无把握的战争;此外，还指出了“将从中御”、将无亲兵、将系庸才等方面导致失败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还几乎将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太宗一人身上。这些观点，对研究历史上这场战役，已具有了许多启发意义。
梳理和总结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除值得肯定的，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似仍有重新商榷和探讨的必要。本文即试图在总结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对这次战役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剖析。
宋高梁河战役后的对辽政策
北宋朝廷作出第二次北伐的决策，据载缘于这样一次对辽方情况判断的错误：雍熙元年，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奏，内称已即位二年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军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这件事，被有关评论这场战役的文章反复引用，认为“宋太宗便是以这个无知作为根据，作出第二次北伐的战略决策。”或曰“这些人既是太宗的亲信，又投合了太宗的心意，太宗阅后大喜，遂决意北征。”等等。这些论述，在史籍里都能找到一定的根据，而且也与当时文臣的看法相合、如知制诰田锡在端拱二年(989)正月所上奏论中总结失败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是侯、利用、贺令图之辈误惑圣聪，陈谋画策，而宰臣昉等不知。”而所归结的经验教训就是“内则询谋宰臣”，并且要“事事与宰臣商量” 。将战争失败的责任首先归咎于贺令图这批武人。田锡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文官集团的意见。除了宋太宗的因素，发动战争的责任是否应该主要由贺令图等人承担，揆诸当时的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根据似是而非的情报得出错误的判断，并不只是贺令图等少数几人，而所投合的，也不只是太宗一人的心意，而是当时士大夫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思考，假使没有贺令图等人的出现，这场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要追溯到高梁河战役结束之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从刚攻占的太原仓促北伐，七月在高梁河与辽军决战遭到大败后，锐气虽然受到严重的挫伤，但还没有因此而改变宋辽双方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在辽国为报复宋朝对幽燕发动的不宣而战所实施的进攻中，尽管宋军时有败绩，但有的主力部队还能够以积极防御的姿态，在迎战中斩将擎旗，击退辽军。总的说来，宋军基本上遏制住了辽军的攻势，在防守战中与辽打了个平手。其间较大的战役有发生在是年九月的满城。宋军在满城之西大破集结来犯的辽军，又乘胜追奔至遂城，“斩首万徐级”，俘获甚众。又有次年三月的山西雁门，潘美与杨业以奇兵大败入侵之敌。辽军未达到报复的意图，虽经二次挫败仍不罢手。这一年的十月，辽景宗亲至幽州督战，围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在连续取得数次胜利之后，目的既已达到，在宋太宗再次亲自督率的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就主动班师撤回。此后宋辽在边境地区虽多次发生战斗，但随着乾亨四年(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的驾崩，两国继续维持着原有疆界，军事冲突则基本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