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三 )

此时，也不是完全没人对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正确主张。当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回到京师，“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时，左拾遗张齐贤则上疏反对。通观其全文，其中心观点是主张恢复太祖时代对辽积极防御的策略，选择象古之李牧那样的良将，“峻垒深沟，蓄力养锐”，避免战事，减少对边鄙地区的后勤供应，使河北人民获得休息，从而增加河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实边用，等待自己的力量强大以后，再议收复不晚。当前，则“戎虏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太宗“嘉纳”了他的建议。
张齐贤的远见卓识，没有资料证明受到了其他臣僚的响应，而倒是遭到后来人似扬反抑式的批评。如南宋人吕中说:“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枉，二则中国之险移龄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吕中的这段议论被不止一种史籍所引用。本文无意对宋人的这种情结进行过多的纠缠，只是想说明，建言速取幽蓟的众多议者，并非多数都是在迎合太宗;而我们对太宗力排众议，接受张齐贤的建议也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更不能断言太宗丝毫没有接受高梁河失败的教训。如果以这种简单的方式看待历史，则不符合历史本身的实际。
当然，这并不意味宋太宗放弃了攻取幽燕的念头。轻率用兵招致败北之耻这一点既已是明摆的教训，那下一次的北征就必须谨慎从事，但攻占幽燕的目标仍然不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边境地区在加紧修筑城防，屯兵聚粮，又开疏河道以通槽运。这些措施，既增强了边防，又在为再次大举暗作准备。因此，积蓄力量，加紧备战，寻机而动，再事北伐，是这一期间北宋对辽政策的基调。这些行动，自然也引起辽国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太宗本人也辛勤于再次北伐的准备:每天一早在崇德殿接受百官的朝请议事后，中午就在讲武殿讨论军事;“或拣阅军人”，“或亲观战马” 。因为，在太宗和臣僚们看来，不收复幽燕，不仅是不能解除北边的威胁，而且更重要的，是难以避免历史的指责，无疑将在青史上留下污点。
太平兴国六年，易州宋军在辽国试探性的进攻中获取小胜，太宗又谋大举伐辽，分别与辽接壤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和定安国联络，希望两国能出兵协助，以“张椅角之势，”但两国都因惧怕辽国，无一响应，太宗才取消了这次计划。
次年，辽景宗带兵分三路南进，战皆不利而回。九月，景宗驾崩，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圣宗。太宗在三路获胜之徐，于十月颁布保疆诏书，除了声明太平兴国四年的北伐曲在辽方外，“亦罪己良多。”同时申令军民不得“入北界剿略及窃盗” 。十二月，宋朝又向辽遣使献犀带请和。金戈铁马之声戛然而止，是不是宋廷突然改变了主意?应该说，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年年兵连不解，几乎使整个北方地区的人民不逞起居，不堪重负。因此“议者多请息民。'而辽国的情形是景宗新丧，“母寡子弱”，短期内似无主动进犯的可能。太宗采用田锡上年希望寻求与辽重新和好可能性的建议，主动采取以上行动。不论是息民以利恢复生产，还是从舆论，以及对辽朝新主作某种外交上的试探等诸方面考虑，都是非常明智的。辽国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宋在边境地区的备战状况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讲和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因而断定宋朝没有讲和的诚意，也采用试探性的方式，“诏以无书却之。”假使宋廷的求和出自真诚，出于维护体面的考虑，不便正式照会辽廷，也不妨接着采用开宝七年辽国主动向宋求和的方式，由宋边臣致书辽国边臣，逐步展开和平外交。宋廷就此止步，说明上述对辽政策基调并未改变。有文称“由于求和未得，在羞忿之下，太宗转而积极备战。”恐非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