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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遗民是怎么想问题的
进入清遗民的思维世界，不难发现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安顿清王朝的遗产，包括旧主（皇帝）、旧制度、旧文化，当然，也包括他们自身的出处和生活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他们身处一个新旧夹杂的时代，旧王朝（朝廷）还有遗存，而新民国业已据有天下。在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时代，清遗民究竟怎么想这些问题？
在清遗民的思维模式中，历史典故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考结果。对许多清遗民而言，王朝始终存在复辟的希望，即便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张园，使残存的王朝再度遭受重大打击。然而，他们并未因此绝望，一些大臣依然以古老的“东周梦想”自励，认为此举仿佛周朝的平王东迁，是王朝复兴希望的信号。不过，郭曾炘对此十分清醒， 1926年十月初三日日记云， “余自辛亥后，即不复作东周之梦想。古来流离中兴，自少康后，已不再见” 。在郭曾炘看来，王室东迁，周平王尚能维持半壁江山，然而希望以此作为中兴的基业，无异于痴人梦想。在郭曾炘看来，自夏朝的少康中兴以后，中国历史再也没有王室颠沛流离之后还能再度实现伟大复兴的。
此时已是1926年，距离清朝灭亡已经十五年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可惜这种思维模式始终如幽灵一般萦绕在遗民的脑海中，在他们清醒的时候，理性告诉他们这是痴人说梦，但在酒酣耳热，恍兮惚兮之间，他们仍然不肯忘却这残存的幻想。可是小圈子内的幻想在外人看来简直可笑，于是遗民这种思维模式带来的只有痛苦。如1927年四月初七日，郭曾炘日记所云， “醉中乃得吾真，不特世故场中面目皆假，即如此册上，每日拉杂书写，亦不外闲人说闲话，满腔热泪，仍是无处洒也” 。遗老末路，只能恸哭，连自己视为私密而真切的日记，最终也像是闲话一般。
在宏大的复辟迷梦之外，清遗民思考问题也有现实的一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逊清皇室的播迁问题，谁该承担责任？
尽管优待皇室的协议自清帝逊位即已生效，但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的供养却每况愈下。1924年，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之后，清遗民不能不直面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清遗民看来，太多的民国政客都该对此负责。从袁世凯以优待皇室为条件逼迫清帝退位开始，事情就变得不可控制了。起初承诺对清皇室的条件并不差，仅现银就每年400万元。不过这种优待的前题是民国政府自身安稳，遗憾的是，清帝退位以后，民国动荡不已，岂能确保优待。根据曾任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的绍英（1861-1925）的日记记载，至1918年，民国政府拖欠皇室的费用已经超过1000万元。至于1924年，冯玉祥干脆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于是逊清皇室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动荡。
循着这条思路出发，清遗民很容易找出那些违背优待逊清皇室条款的政客，然而这种思考却是痛苦的，他们能够找出责任人，但对这些“罪魁祸首”却无能为力。于是这种追责式的思考只能诉诸情绪性的宣泄。在1927年底的日记中，愤懑的郭曾炘发出马后炮式的宣言，他声称早在十年前，他就知道“共和不宜于中国” 。他认为，这不仅因为“共和”以后，不仅皇室经费得不到保障，全国的形势更会“全局糜烂，遍地荆榛” 。郭曾炘并非孤掌独鸣，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1945）也认为， “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之如蛇蝎” 。清遗民的这种情绪化的言说尽管是“马后炮式的思考” ，但的确有一定的合理处。共和草创的兴奋期一过，党争与战事联翩而起，站在百姓的角度，国家生灵涂炭；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角度看，则世风日下。就此而言，郑孝胥的名言“民国乃敌国也”确实成为清遗民群体的普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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