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却为何经济还能一直发展？ _经济

南宋经济的时代征是什么?用“战时经济”四字予以概括，或有强调过分与简单化之嫌。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固然颇有道理，但似乎也有作些补充或略加修正之必要。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影响着南宋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下面仅略举数例。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学者葛金芳在《南宋手工业史》一书中所说：“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头枕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 。虽然“面向海洋”意味着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开放，其积极意义十分重要。但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实无北伐取胜之力。
二是片面发展。对比北宋、南宋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南宋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但煤铁生产不如北宋。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刺激和间接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如果说所谓宋代“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那么“农业革命”应当是主要就南宋而论。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 。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四)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极端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了有关资源的短缺，以致铜钱铸造量减少，不得不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
四是捐税极重。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讲到北宋，他已感叹：“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说到南宋，他更指出：“取民无艺”，索取没有限度，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为例，哀叹道：“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于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廿二史札记》卷二五)这不无道理。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宋史全文》卷二五)但其中确有统治者以战争为幌子，借以敲诈勒索百姓的因素。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 。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朱子语类》卷一三三)然而这类事变并未星火燎原，没有形成全国全民性的反抗行动。原因何在?依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常说的一名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