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官德思想：品德好坏影响国家 _朱熹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规范，认为官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指出：“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后汉书·百官五·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彰也。”《《左传·桓公二年》)官员失去道德约束，就会出现贿赂公行、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为此，历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先后提出了大量官德规范，如睡虎地秦简的《为吏之道》、唐代武则天署名的《臣轨》、宋代吕本中的《官箴》等，以之制约官员言行。作为宋代大儒，朱熹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之其数次的仕宦经历，更对此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遂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平易近民，凡事公道。朱熹深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对当时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漠然无意于民”的现实甚为不满，明确主张：“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语类》卷112，第2733页，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下简称《语类》)“平易近民，为政之本。”(《语类》卷108，第2689页)要求当官者把庶民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奉法爱民，不求闻达。”其中首先要做到“临民以宽”(《语类》卷132，第3180页)，注意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说“事事不管”、“事无统纪”，“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语类》卷108，第2689页)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打着宽政的旗号，尸位素餐，荒于政事，甚至惑于“阴德”之论，不敢大胆惩处害民之徒的情况，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语类》卷107，第2675页)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
在封建官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循私舞弊是相当普遍的。朱熹以其切身体会说道：“大抵近年习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显然行之，而每区区委曲于私恩小惠之际。”(《朱熹集》卷28，第117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对此，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语类》卷112，第2735页)具体而言，一是在用人问题上不可“徇私容情”，“凡所论荐，皆必稽诸公论”(《朱熹集》卷99，第5090页);二是在处理政务时要保持“至公至诚之心” 。不可上下相瞒，“唯务私己吝权”(《朱熹集》卷26，第1119页);三是在对待国家财产时要公私分明，不可“把为自家私恩”(《语类》卷106，第2642页) 。
律己清廉，执事勤谨。朱熹认为，清廉、勤勉和谨慎是为官的“本分” 。朱熹对清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贪财，二是重视自守。朱熹认为，“仕宦只是廉勤自守，进退迟速自有时节，切不可起妄念也。”(《朱熹集》卷64，第3365页)这当然不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炫自鬻，以求知求进耳”(《朱熹集》卷59，第3023页)，重要的在于做好自己分内之事，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朱熹特别强调尽职敬业，主张“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朱熹集》卷24，第1032页)，并对几种不良官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一是“不见吏民” 。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为图省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对百姓的呼声不理不睬，以致“民有冤抑，无处伸诉”(《语类》卷108，第2686页) 。朱熹认为这种官员是“不仁之人”，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怜悯之心。二是“不肯任事” 。一些官员懒惰成习，苟且偷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熹批评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有一样底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语类》卷109，第2696页)三是办事拖拉。朱熹针对当时官府往往文案积压，许多事情久拖不决的情况，主张一日了毕一日事。他说：“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语类》卷112，第2736页)四是贪图享乐。朱熹说：“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同上第2735页)当官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尽力职事，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的古训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