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曾国藩成替罪羊 _天津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 ，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 。“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进行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万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 ，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切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 “胸腹皆烂，腑肠外露” ，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 ，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性” ，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