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禁酒多为与民争利唯乾隆禁酒为国计民生( 三 )


在这种情况之下 , 乾隆帝颁布谕令: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 , 严行禁止;违禁者 , 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 , 再枷号两个月以外 , 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 , 失察三次者降三级 , 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 , 则依照“枉法律”计赃论罪 。这一谕令与起初的极端主张有所不同 。首先 , 禁曲与禁酒并重 , 寻求从源头治理;其次 , 并非一概禁绝 , 只对那些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的富商施以惩治 , 措施更切实际 。
随即 , 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 。至此 , 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始告结束 。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 , 后来被纂入清朝法律条文中 , 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乾隆初年因直隶、山东等省旱灾乏食 , 高宗首次下旨将禁酒令由权宜之策转为常年之法 。在此后数年中 , 皇帝与廷臣、各地督抚不断讨论得失 , 总结利弊 , 对禁酒政策的表述颇有歧异 , 所禁之物从烧锅到酒曲 , 乃至南方的其他酒种;其范围从受灾之地逐渐延展至全国各地;其性质则由国家颁谕的法令 , 逐渐转为地方官劝化的内容 。总之 , 发轫于乾隆初年的这次禁酒法令 , 相较以往 , 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持续时间长等诸多特点 。
中国古代历朝多曾实行过酒禁 , 然而大多只是为了与民争利而实现国家垄断造酒 , 非为百姓生计着想 。乾隆帝严行酒曲之禁 , 则不是为了从中牟利 , 而旨在通过限制消费而节约粮食 , 以解决“地利有限而生齿无穷”所带来的困境 , 这是与此前历代禁酒的根本区别所在 。按照当代学者范金民的统计 , 乾隆初年全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 , 而当时全国的常平仓的贮粮数 , 大致保持在3100余万石 。这就是说 , 当时烧酒耗粮 , 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 , 数量惊人 。
【历代禁酒多为与民争利唯乾隆禁酒为国计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