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禁酒多为与民争利唯乾隆禁酒为国计民生( 二 ) _生活百科

网络配图
再加上官吏往往借禁酒之机，百端敲诈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烧酒之禁，宜于荒年而不宜于丰年，荒年每一粒稻谷都弥显珍贵，而大麦、高粱之类可以充饥，禁酒确实有益;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能禁于灾区而不必处处实行;只可暂行封贮烧锅器具而不必烧毁，更不应施以刑罚。至于丰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自然应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法借端需索，这样民间也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锅售出，以备不时之费。如此上下两安，百姓可以享受盈宁之庆。
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于是传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与九卿详细讨论后具奏上报。乾隆帝指出，先前下令禁止烧锅，本为国计民生考虑，现看完孙嘉淦所奏，厉行严禁恐怕也有弊处，因而命令王公大臣既不可以一味迁就他的旨意，也不能完全回护孙嘉淦，而应当利弊兼顾、反复考量，定议后上报，表示“若果严禁烧锅，不但于民食无益，而且有害，朕旨可收回” 。
夹在皇上和大臣中间的九卿王大臣颇感棘手，因而匆忙上奏两议，聊以敷衍。大意为：一、造酒应该严禁，但加重对本犯的处罚，严定相关官吏的处分，容易导致小民触犯法网，胥吏借机需索、缘以为奸，故于民情不便，应该仍依照从前成法加以处理;二、违法烧锅酿酒者，本人仍然照旧例治罪，而对涉及的官吏的处分则分别定例，已经酿造的烧酒仍应准许出卖。乾隆帝对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深为不满，他命令王大臣等明确表态，提出得力措施：严禁烧锅以广储备，究竟有无好处?如果严禁，又有哪些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如果认为实行严禁、挨户搜查，反而会滋扰百姓的话，也应当说出具体理由。
乾隆帝进而又考虑到禁止烧锅是关系到民生日用的大事，不得不予以格外重视，因而命令将所有相关谕旨、孙嘉淦的奏折以及王大臣九卿的议论，一齐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五省督抚参考，令其覆奏。
西北五省督抚接到谕旨后，各抒己见。直隶总督李卫认为，烧酒之禁应当严于歉收之年，稍宽于丰裕之岁;本地酿造及零星造曲者不必禁止，麦曲、烧酒概不许出境，肆行踩曲者严行禁止。河南总督尹会一认为，曲为造酒之必需，其耗费麦粮最多，因此禁酒莫先禁曲;对零星造曲者，可不加禁止，只严禁广收多踩、贩卖之人。而甘肃巡抚元展成认为，甘肃非产酒之地，多来自山西汾酒，况且甘省边地苦寒，风雪凛冽，穷苦百姓多以酒为御寒之具，不应查禁。
网络配图
陕西巡抚张楷认为，民间酒坊零星造卖者踩曲不多，无须禁止，而对开行踩曲贩卖者，则应严加禁绝。山西巡抚严瑞龙认为，烧锅当禁但不可必禁，只可在歉岁禁止，且对开行运贩严重者加以严禁。总体而言，五省督抚都反对“一概禁绝”的极端做法，主张因时、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