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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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段守丧的蛰居生活,这一守就守了两年零三个月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服丧期满的苏氏兄弟再次返回京城,启程前,苏轼续弦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过门 。

苏轼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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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和苏辙两家人到达汴京,可这时的京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与北宋国运休戚相关的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 。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王安石变法不仅是苏轼政治仕途的转捩点,也是其人生的最大转折点 。
王安石变法源于北宋政治上积弊所产生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在范仲淹、欧阳修从政之时就已存在 。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庆历新政」已然开启了北宋政治改革的端绪 。当时,朝政上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为主导,意在填补朝廷财政上的亏空,以及面对北方诸民族侵扰的压力 。
王安石变法,大意举其两端:其一,理财主张,意在从经济上除去积贫之弊;其二,强兵主张,意在从军事上除去积弱之弊 。简而言之,王安石想通过改革,使北宋在国力上实现民富国强 。在宋神宗继位之时,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臣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已解职退居地方,而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批政坛健将成为神宗当政所倚重的对象 。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輸林学士的身份被神宗召见,王安石畅论国是,主张变法,其言论深得神宗之心 。次年(1069年),神宗命王安石为其辅臣,参知政事,并设立变法机构,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了帷幕 。树欲静而风不止,被卷入政治旋涡的苏轼,命运也由此改变 。在变法之初,苏轼仍然拿出了自己的意见 。
王安石将科举进行了改革,考试内容由诗斌、明经改为经义、策论 。这一科举改革,引来了苏轼的反对 。为此,苏轼特意作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 。文中苏轼认为,科举考诗赋远优于考策论和经义 。虽然,宋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大加赞赏,但科举改革并没有因苏轼的举状而改变 。
苏轼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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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时期,是一个群情激奋的年代 。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学士,不只是苏轼一人 。当时朝政里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强的势力,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 。
而王安石在变法中大肆提拔那些支持变法的人物,则被斌予「新党」之名 。在新、旧党争中,苏轼虽与司马光等人共同反对变法,但对变法的意见,则有其独立的见解 。为此,苏轼写下了在变法争论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 。
在对「结人心」的论述中,苏轼举「商鞅变法」说:「商鞅变法,不顾人心,虽能聚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 。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 。」
显然,在苏轼看来,变法满遭议,不得人心;在朝政上,也不是国是共举之事 。在对「厚风俗」的论述中,苏轼说:「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
在苏轼看来,国家贫弱的改善,必须以风俗为基础 。若是社会风俗骄奢,则即使去其贫弱也是无益 。而在对「存纪纲」的论述中,苏轼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谓曰:「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 。」
在苏轼看来,国家治理不仅是去其贫弱,还在于纲举目张,防患于未然 。不能因为一时没有奸鼠,就失去了养猫狗以预防其患的意义 。苏轼所言,其实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变法中所出现的不良影响,以及对变法未来走向的担忧 。
在神宗大举新政变法之际,苏轼洋洋洒洒,上书近万言,敢于纳速变法之流弊,可见其士人风骨,更可见苏轼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太过于激进,所以他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在治理上,太急必然欲速则不达;在进言中,太广则必然失之主次,以至混乱无序;在用人上,太锐则必然会带来矛盾 。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可谓诚意直言,但并没有打动神宗,神宗丝毫没有改辙变法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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