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靠被贬求实名？ _文人

宋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仁宗朝谏官因此成为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在士人心中其地位甚至已与宰相相提并论。同时，仁宗朝任谏职成为仕宦捷径，凡是谏官任上有所作为，获得声名的士人，之后多不次之擢，一些知名谏官后来得以出任宰辅，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
仁宗朝谏官对“好名”风气起到了激化作用。“名”成为仁宗朝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仁宗朝士人所追求的“名” ，大体可分为“实名”和“虚名”两种类型。追求“实名”的前提是为了尽忠，或是为自我人格的完善，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好名。追求“虚名”的前提则是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名实不符，不顾他人及国家利益而卖直取名、沽名钓誉。仁宗朝士人心态、士风深受谏官活动、谏议心态激起的这两类“好名”风气影响。
仁宗朝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因直谏被贬，虽其仕途暂时出现挫折，而他们的谏诤行为却能够得到士论认同，为自己赢得“实名” 。事实上，由于仁宗朝的谏官制度特点，谏官因谏言被贬，他们的仕途前景反而会更加光明。
据释文滢《续湘山野录》所记，范仲淹三次被贬，每次都被士论看成是光荣之事。范仲淹曾打趣说“仲淹前后三光矣” ，可见，他也认为自己的行为乃光荣之事，无可羞愧之处。这种心理在仁宗朝已较为普遍，欧阳修、唐介、范镇、司马光等人谏官任上刚正敢言，丝毫不以贬谪为意。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勇于谏诤、砥砺名节行为的鼓舞下，仁宗朝士人刚直敢言、重视“实名”的风气得以逐步形成，富弼、蔡襄、余靖、孙甫、范镇等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曾言“本朝尚名好贪” ，将“尚名”与“好贪”相联系，说出了二者间的相通之处。范仲淹、富弼等人谏官任上积极敢为，为自己赢得了“实名” ，他们也由此仕途升迁，获得了实际利益。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以图自进，谏官追求“虚名”的风气与正直高尚的士风相伴而高涨。仁宗朝谏官多有求“虚名”之举，甚者如王夫之《宋论》卷四所言：“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一部分谏官为了获得“虚名” ，或者攻讦人私，或者所言之事多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
此外，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从而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于是一部分投机分子便借“虚名”以觑谏职，进而获得更大利益，对此欧阳修《辞召试知制诰状》曾指出“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 。士人中产生一股沽名徼进之风，他们或发出不切实际的议论，或将所上章奏四处宣扬，或故意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或故作清高反复让官。
士人竞相邀名， “虚名”“实名”交错出现。庆历新政时期士人言事风气高涨，向被作为正直高尚士风的典型广加赞誉，但受谏官言事风气影响，士人中出现了奔竞、攻讦以邀“虚名”之风。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庆历士风”的积极成分，而忽略其消极因素。仁宗朝士人求“实名”与求“虚名”相互交织并存，共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北宋的政治、士风，一些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亦与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