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射箭与日本有何关系？对日本有何影响？( 三 ) _射箭

高颖年辈应该略高于淳耀，故淳耀以“高子”相称。像赞提到高颖的状貌应是他的晚年的样子，他擅长六壬奇门一类数术，又精通射术，由此可以大略想见他的风采。高颖的确是中国射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除了《射学正宗》，他还有《杨修龄先生较定武经射学正宗》三卷，二书内容有同有异，有待我们作细致的比对研究。
【中国射箭与日本有何关系？对日本有何影响？】
明清的武举制，特别是清代的武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国武艺竞赛的性质，而中心项目是步射和骑射。科举制度对民间射箭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剌激效应，并且拉动了与射箭有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甚至包括射书的编印和发行。因此民间射艺大有提高，出现了不少优秀射手和射学专家，其中有些人通过武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有些则因为科场失意，仕进无门，便成了职业射师。显然，这些民间射师对传授射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向积极引进中国射艺的日本，便时常以优厚待遇招诱一些中国射师到日本传授射艺，乃至译解兵书。在清代，这是朝廷所严格禁止的，雍正年间，曾由此引发了几个案子，其中被牵涉的人物有朱佩章、张恒晫等。这些人的活动不但在《雍正朱批谕旨》等清朝文献中有详细记载，而且也得到日本《德川实纪》、《长崎纪事》、《崎港商说》等古籍的印证。
约康熙末年，日本德川幕府曾委托清朝的商人寻求中国的良医、良马等，接着又以重金聘请中国能“教演弓箭籐牌”的人。最先接受委托的是曾在日本行医的宁波人朱来章。当时土日本的“弓箭俱属本地之物，盔甲亦与戏子所穿无异，近日始偷出内地式样制造。” ②于是朱来章带着自已的兄长朱子章、朱佩章到日本传艺，时在雍正三年（1725，日本享保十年）。据日本史书记载，朱佩章是医生，但原本是军官出身，有骑射技能，故日本人时常向他学艺。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国招聘射手和马医。雍正五年，朱佩章带着招聘到的射师陈若采、沈大成和马医刘经光等五人到了长琦。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的亲信、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将风闻到的情况密奏朝廷，引起雍正注意，立即要求严加追究。
经李卫调查，陈若采其实是杭州人张恒晫的化名，沈大成则是杨姓某人冒顶的，因沈大成本人是宁波府的千总，应该精通骑射。刘经光则本名叫刘经先，是一个有经验的马医。这些人中间最重要的应该是张恒晫。张恒晫字灿然，杭州人，雍正元年浙江武乡试的第五名武举人。父亲张彬如，是一位职业射师，曾任过百总。显然，张恒晫必是一名骑射高手。据日本《德川实纪·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11载，陈采若（张恒晫）、沈大成等向日本人传授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等骑射法，亦见日方主要是学骑射技艺，因为这确实是清朝八旗、绿营的强项，也是武举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项。
沈大成还奉命从《武备边要》中摘录有关弓马的内容。在雍正的亲自过问下，李卫等控制住朱来章，了解到日本招聘中国射师的详情，又经多方办理，终究于雍正九年将张恒晫、刘经先及生员孙太源等追押回国，予以严惩。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一直到清朝前期，日本仍然在努力引进中国的射箭技艺，证明中国射箭对日本影响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