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射箭与日本有何关系？对日本有何影响？( 二 ) _射箭

唐代输入日本的弓箭，迄今还有一些实物保存在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据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记载，中仓的北棚，陈列着唐弓二十七张，有梓弓、槻弓二种，就是以梓木和槻木二种木材制作的弓。此外还有唐制竹箭十五支，其羽有雉、雁、隼、雕、鹰之分，镞有铁、骨、竹、角之分，内中第八号“雕雌雄染羽箭”，饰以玉虫翅片，“至今荧荧犹发碧光” 。这些唐代弓箭为我们研究中国射箭史提供了十分珍稀的实物资料。
有趣的是，日本还引进了中国古老的射礼。据《日本书记》载，早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47），日本就有中国式的礼射活动，这一活动在日本史书中多有记述，反映了十分讲究礼仪的礼射，早就成为日本的文化活动，这应该是日本“弓道”的源头。此外中国的投壶和弹弓，这些与射箭相关的古代游艺活动也传入日本。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四》）中仓下载，正仓院的下仓藏有唐制投壶用的壶一个，矢二十三技。“壶铜质涂金，细刻山水人物花鸟云狮，极纤巧流动，其颈微短，与今传者微异而华丽过之。”投壶传到日本后，奈良时代（646－781）以后中断，德川时代（1615－1867）又曾经复兴，但并没有流行开来。正仓院还藏有唐代弹弓两张，其中之一是“漆绘弹弓”，即在弹弓的弓背上绘有唐代散乐的场面和人物，十分生动，是唐代杂技舞乐的珍贵资料。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徕曾经将多种中国射书引进本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荻生徂徕（1666－1728）熟读汉籍，崇尚儒学，后来又热衷于《韩非子》的研究和韩非思想的复兴，形成具有“新法家”特点的“徂徕学派”，是日本近代化前期重要的思想准备之一。荻生徂徕是文武兼长的学者，他对中国射书深有兴趣，从平生所见中国射书中，选出约二十一种，编成《射书类聚国字解》一书，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射学丛书。经过对中国历代射书的仔细研究，徂徕认为中国的常见射书，特别是明代的流行射书，其实大多是几种古代射书的辗转稗贩之作，没有多少真正切实可用的内容。相比之下，如戚继光《纪效新书》、高颖《射学正宗》等少数几部，才是内容朴实而确有实用价值的射学佳作。荻生徂徕的崇高名望使他编选的《射书类聚国字解》受到日本习射者的推崇，有些中国射书，如高颖的《射学正宗》等，后来在中国悄然无闻而濒于亡佚，却在日本传存下来，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高颖的《射学正宗》等，除了荻生徂徕《射书类聚国字解》刻本，还有日本武德会大正十五年（1927）汉日对照的三卷刻本，上卷为《捷径门》，中卷为《辨惑门》，下卷为《择物门》。“捷径门”专讲审、彀、匀、轻、注五法，高颖以为以此五法为射法入门之径。“辨惑门”讲种种不正确的射姿和心态，讲习射者应有的心理修养，所见多有独到之处。“择物”则专讲弓矢的制作、选材和射者对器物的调试选择等，这是一般射书所不讲的。高颖的射书对日本的“弓道”产生了重要影响，翻开当代日本弓道史专家、筑波大学入江康平教授的《弓道书总览》，我们就能看到高颖的书在日本翻刻之多，流布之广。
对高颖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多，还需要深入研究。他字叔英，嘉定人，大致明代末年在世，《射学正宗》的书序作于崇祯10年（1637）。高颖与明末嘉定文人黄淳耀有交往，黄的《陶庵全集》卷7有《高叔英先生像赞》一文曰：“崒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沘。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射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举非高子也？必也风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来，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黄淳耀是崇祯16年的进士，明亡后与弟弟黄渊耀一起自杀殉国，是嘉定的节烈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