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对王安石多有讥讽,认为其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 。其中有个故事:有人向王安石献计,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当一本万利 。王安石兴奋地问,那放掉的水,何处可容呢?有人答,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 。
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不是对变法利弊得失的权衡总结,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他们或从形象、习惯入手,或从性格、经历着笔,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叨叨和稀奇古怪的标签,颇见搞笑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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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正史或野史,连篇累牍地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或说:“虎头牛耳”,或说:“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或说:“目不停转,视物如射” 。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邀请大臣们钓鱼,王安石以知制诰受邀,大臣们专心钓鱼,王安石却把茶几上放置的鱼饵当做零食,吃个精光 。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这就是宋人笔下的王安石形象 。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经过变法,两人反目成仇 。他俩曾在宋神宗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理财之道和善于理财之人 。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国家的职责就是更加科学合理地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 。他责备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 。他们的矛盾焦点在于一个“利”字 。所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一书中,就用调侃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当一本万利 。”王安石一听,眼睛贼亮,兴奋地问道:“那放掉的水,何处可容呢?”有人接口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 。”在场之人,无不笑倒 。司马光借这个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讥讽了一番 。
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个段子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 。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说:“愿公一百二十岁” 。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 。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至远近骇笑 。有好事者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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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失败遭嘲弄宋史称其虎头牛耳】 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 。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 。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 。”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 。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 。不过,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 。所以,这些段子和故事,颇有杜撰之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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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呢?性格使然 。王安石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 。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终于犯了众怒 。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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