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王安石变法何以成腐败的温床？( 四 ) _变法

谢景温，他在仁宗皇祐元年高中进士，后通判汝、莫二州。其人好强激进，极富辩才，始因屡考不第，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而十分渴望变法革新。后高中进士，一直在地方为官，其妹嫁给王安石的三弟王安礼为妻后，得到王安石提携，步入京师官场。由于他常到王安礼处探望妹妹，朝夕与王安石会于宅院，散步交谈，话语投机，过从甚密，因而轻而易举地进入王安石变法的班底。
曾布，仁宗嘉祐二年的进士，曾任宣州司户参军、集贤院校理等职。其人虽有才智，但少主见。而其兄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十二岁作《六论》，不假思索，一挥而就，言简意赅，气势雄浑，得到欧阳修的大加赞赏。时以善写散文而声播朝野，曾任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后召进京任集贤院校理，是王安石文坛的密友。曾布以其兄的关系，得以进入王安石的门下。
李定，他当时出任同判太常寺之职。其人性情狡诈，心里阴暗，曾因隐瞒老母亡故、没有回乡丁忧守孝一事遭司马光、苏轼等人上表弹劾，被朝廷降职留用。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为报这一箭之仇，他走进了王安石的门下，成为变法派的积极分子。
邓绾，原为宁州通判，在任上时多次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认为是可用之才，于是便将他从宁州调至京都，出任同知谏院侍御使之职。此人虽被人称为双流先生，但他才气少少，文章平平，平日只会附庸风雅，献媚取宠。
舒亶，英宗治平二年的进士，原为浙江临海县县尉。此人虽有政绩，但年轻气盛，急于功利，因擅自手刃犯人自劾弃官。后极力拥护变法，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为审官西院主簿，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王安石在变法骨干的队伍组建上，忽视了人才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挑选与培养，并盲目地轻信了他们的铮铮誓言，为他自己一生所致力奋斗的变法大业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一触即倒的脆弱根基。加上王安石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道德层面上与保守派的道德层面上相比，立即陷于望尘莫及的劣势，变法的前景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五、王安石性格偏执，树敌过多，缺乏一个改革家必要的自身修养;而掌控变法的机构超越朝廷一切权力部门，但缺少相应的权力部门制衡管束。
素有“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性格偏执，刚愎自用。据说，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王安石也是如此，即便是与宋神宗赵顼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赵顼每为之改容听纳。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更是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大都与他决裂。这其中有的原来是他的政治靠山，如韩维等人;有的原来是他的科举恩师，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的原来是他的顶头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的原来是他的文坛师友，如范缜、苏轼、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当时的一代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如富弼、韩琦罢黜相位，欧阳修致仕回乡，司马光退居洛阳，苏轼被贬杭州。尤其是当时担任翰林侍读的司马光，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批驳一条，结果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划地绝交，终生不再与之往来。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王安石借重以支持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许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结果导致二人分道扬镳。